朋友之妻（第4/13页）

“汉州这么大，我到哪里去找她呢？”她说。

接着他就提到了北环以北的丰乐小区。那里住着他和前妻共同的朋友。那个朋友是一家社科刊物的编辑，早年曾与丈夫一起在济州插队。她与丈夫结婚的时候，他们夫妇也曾来道贺。朋友的妻子烟瘾很大，门牙都抽黑了，也很能喝酒。当她得知朋友的妻子正怀着孩子的时候，她曾委婉地劝她少抽一点。朋友的妻子笑了，说自己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过后她才知道，朋友的妻子有过两次早产，对自己能否顺利生下孩子，并不抱什么希望。那个朋友对妻子很体贴，还主动地给妻子点了一根烟。杜蓓记得，当时他们还带来了一瓶法国波尔多葡萄酒。与酒配套的那个梅花钻形状的启瓶器，她至今还保存着。丈夫调回上海时，朋友又在豪华的越秀酒家设宴为他送行。朋友的妻子没来，据说带着女儿到外地度假去了。那天他们都醉了，醉得就像餐桌上的对虾。现在丈夫告诉她，如果不出意外，引弟就住在那个地方。丈夫还说：“本该由我来劝阻她的，可我的电话簿丢了，无法给朋友打电话了。”

如果不是儿子的哭声提醒了她，她都感觉不到车队已经开始蠕动了。随着哭声，她看见一群穿白大褂的医生抬着一个帆布担架从车边经过，担架上的人已被盖住了脸，无疑是死了——大概是淹死的，因为垂在担架外面的手又白又胖，就像农贸市场上出售的注水蹄髈。当然儿子放声大哭不是因为死了人，而是因为白衣天使，儿子最害怕的就是打针，看到白衣天使就像神学家看到了世界末日。与此同时，她看见一辆清障车拖着一辆警车驶了过来，掀起的泥浪足有半人之高。因为来不及关上窗户，杜蓓被飞进来的泥点溅了一身。

一枚棋子往往决定一盘棋的输赢。如果她当时发作了，那么她很可能要在马路上过夜了。杜蓓当然没那么傻，当她看到第二辆清障车即将驶过来，车上还架着摄像机的时候，她立即决定向它们求救。她蜷起腿，拉开车门，随时准备跳下去。同时求救的还有另外几个人，他们个子比她高、嗓门比她大，但清障车最后注意到的却是她。这自然是她的风度、美貌和微笑起了作用。拦道之时，她挥手的姿势就像在讲台上随着妙语而打出的手势，就像对镜梳妆时的理鬓动作，有一种说不出的优雅和从容。还是那个摄影记者说得好：“夫人，你的镜头感太好了，既显示了市民良好的道德风范，又显示了警民一家的和谐关系。”

记者们虽然以善说假话著称，但此刻人家显然说的是心里话。她甚至想到这个小脸蜡黄的记者对符号也略知一二，知道如何“通过动作捕捉信息”。当交警开着清障车，将她的桑塔纳拖出去的时候，摄影记者不惜跳进水中，以便透过车窗捕捉她的一颦一笑。来到浅水区以后，记者还提醒她晚上别忘了打开电视，因为她将在《晚间新闻》中出现。

她的车早已熄火了。在清障车上的交警的帮助下，她才将桑塔纳重新发动起来。随后，交警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又和她聊了一会儿。由于在她身上花费的时间太多，那个交警还犯了众怒。虽然汉州的交通部门规定，进入市区的车辆不准鸣笛，但此刻它们却不吃这一套，响亮而混乱的笛声甚至盖过了天上的雷鸣。她不是聋子，当然能听出其中的示威意味。当她开着车逃离现场的时候，她将路边的一棵无花果树都撞歪了。脑袋伸在车窗之外的儿子，也被无花果树的枝条划破了眉头。儿子顿时哭了起来，可因为急着逃离，她没有理会他。丈夫曾带她来过北环以北，而且不止一次。她还记得，小区的中部是个铁栅栏围起来的幼儿园，孩子们一天到晚叽里呱啦。幼儿园的铁门就对着朋友家的门洞，很容易辨认。如今，幼儿园已经不知去向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家肯德基快餐店。店前的台阶上站着一个白胡子外国老头的塑像。乍看上去，他与汉州大学草坪前的那尊毛泽东塑像有点相似，因为他们都拎着帽子。儿子一见他，就喊了他一声毛爷爷。她告诉儿子那不是毛爷爷，儿子就问不是毛爷爷是谁。这倒把她难住了。如果她说那是肯德基快餐店的象征符号，儿子一定认为她说的不是人话。她灵机一动，说他是做烧鸡的，做的烧鸡名叫肯德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