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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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事的那一天早上，马恩很早就醒了过来。天还没有亮透，隔壁寄宿学校的操场上还没有人影，他估计那时候还不到六点钟。通常都是杨红先起来的，她原来是乡村小学的民办教师，因此对学校的钟声非常敏感。不管她睡得有多深，只要一听到那钟声和高音喇叭里传来的广播体操的旋律，她就能醒过来。“喇叭里的声音就是比我喊的好听，要紧的是，不管学生站多远，都能听到。”他们第一次搬到这家旅馆的时候，杨红这样对他说。他难以想象杨红站在操场上奶声奶气地喊着口号指挥学生做操的情景，在他看来，她本人还像一个中学生。他第一次带她去见程普先生的时候，程普先生也以为他带着亲戚家的孩子来这里插班的。现在她还在熟睡，两只膝盖抵在胸前，如果不是那两只饱满的乳房鼓在那里，她甚至连中学生都算不上，她简直就是一个婴儿。

他想在她睡醒之前悄悄走开，等事情办完之后再来接她。如果顺利的话，他们还会在一起共进晚餐。马恩做事向来果断，但这一天，临出门的时候，却突然犹豫了起来。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攫住了他，他担心再也见不到她，眼前甚至出现了她像弃婴那样沿街喊叫他的情景。“要死也要死到一块儿。”他想起了昨天晚上她说过的这句话。说过这话之后，她连忙捂住了自己的嘴巴，然后又让他往地上连呸了几口，好像这样一来，他们的命运就会改变似的。现在他想起她那孩子气十足的动作，一方面觉得感动，另一方面又觉得非常好笑。究竟带不带她呢？让我再考虑一分钟。他想。他倚着门框又站了一分钟。这一分钟他其实什么也没想，看着仍在酣睡的杨红，他的脑子里其实是一片空白。不过就是这一分钟，使得杨红那一句话成了对事实的精确预言。一分钟之后，他走到了床边，像抱婴儿似的，把杨红抱了起来，“醒一醒。”他说，像猪拱地似的，他把自己的嘴巴拱进杨红的肩窝，他又闻到了一股薄荷的气息。与往常不同的是，这一天他还从她身上闻到了药的味道。昨天晚上，在疯狂做爱的间隙，为了能够排遣那无孔不入的焦虑，他和她都服用了大把的利眠宁，只是因为他平时就比她服用得多，所以他才能够先醒来一步。

“醒一醒，”他用胡子蹭着她那微微泛红的脸蛋，吓唬她说，“有人追过来了。”

她还是没有醒过来，但他看到了她的抽泣。她的鼻翼抽动着，两行泪珠流到了她的嘴角。这是他第一次看到一个人在梦中哭泣。他知道她梦见了什么，他觉得让她止住哭非常容易，于是他凑近她的耳朵，低声说了一句：“陈哥并没有死，他还好好活着呢。”他没有料到，他的话音没落，杨红就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而且哭得很凶，那小巧的身子在他的怀里不停地抖动着，就像一只受到了惊吓的蟋蟀。

他说的没错，在四月九号这一天的早晨，杨红确实梦见了陈栓保。几天之后，当我把这一点告诉马恩的时候，他说：“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那天晚上我也做了这样的梦。我梦见陈栓保扶着山腰的那棵核桃树，摇摇晃晃地又站了起来，没别的办法，我只好又把他打死了一次。奇怪的是，他趴下没多久，就会再次爬起来。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在任何时候，都能把人烦死。”

按照马恩的说法，他就是在这种烦躁当中醒过来的。他对杨红说的话，与其说是对杨红的安慰，不如说是对自己梦境的重述。早上七点钟，他带着杨红到楼下吃早餐的时候，他看到陈栓保的“建设-125”正停在它原来待的地方，他一边吃油条一边瞧着那辆摩托。就像熟悉身边的这个女人一样，他熟悉它的每一个部件，因为那辆车几乎是他组装起来的。看着它，他确实有一种感觉，那就是陈栓保还没有死，过一会儿，就会牛皮哄哄地来到这个大院，像狗咬尾巴那样，骑着摩托在院子里转圈。马恩感到自己的食指不由自主地抖动了一下，好像食指捏的不是油条，而是微冲的扳机。多天之后，他还能记住自己的这种感觉，就像我能记住自己当时的感觉一样。在四月九号那一天的早晨，我碰巧和他们坐在一起，不过当时我并没有过多地注意马恩，我注意的是杨红。杨红穿的是米黄色毛衣，很宽松，领口开得很大，样式有点像男式的。我现在还记得她当时吃油条的神态。她吃油条的动作有点像吃糖葫芦或啃鸡腿，一边咬一边把脸往一侧扭。她不能算很漂亮，人们后来在报纸和电视上见到的杨红的照片，确实比她本人漂亮。但她的穿衣打扮和孩子气十足的动作，还是很吸引人的。在济州这样一个小城市（两年前刚由县城改为县级市），她的十足孩子气莫名其妙地给人一种现代的感觉。正是因为注意到了她，我才去留意她身边的马恩。我当然不知道马恩的食指像扣扳机那样抖动了一下，我当时只是觉得，能把这样一个女孩搞到手的男人，一定是很有本事的。我没有看到他的整张脸，看到的只是他的一个侧面。我还看到他的那件到死也没有脱下来的用羊羔皮做成的夹克，在晨曦中闪烁出细碎零乱的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