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作用（第2/5页）

公元前478年，孔子死后第二年，鲁哀公将孔子故宅改为寿堂，将孔子生前使用的衣、冠、车、琴、书册等保存起来，并且按岁时祭祀，这是世界上第一座孔庙。

生前的孔子并不受人待见，“遑遑如丧家之犬”，而死后的尊荣却逐渐渐攀升。但是这时的圣人还只是学生心中受人尊敬的老师，孔庙的建立也仅是按西周时期的规矩，表示尊师重道之意，而已。

一百多年后，虽然亚圣孟子对孔子作了高度评价，说“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288但也只是圈子内这样认为。可以想象的是，在诸侯们满脑子攻城略地或总在提防别人的虎视眈眈的战国时期，没有诸侯肯信“仁义礼智信”这一套，所以儒家学说仍然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289，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孔子的社会地位可想而知。接下来的秦朝，以法治国，焚书坑儒，孔子更不会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真正改变孔子地位的是以“面谀”（当面奉承）著称的叔孙通。公元前202年，刘邦打败项羽，被拥立为皇帝。朝堂之上，那些开国之臣表现得跟战场上一样粗鲁，饮酒争论、醉后喧哗，甚至敢砍宫殿的柱子290。刘邦对这种情况渐渐感到不满，这时叔孙通出现了，向刘邦建议制订宫廷礼仪，得到同意后，叔孙通到鲁国故地征召了三十名儒生到长安，协助制订及演习宫廷礼仪。一个多月后，叔孙通邀请汉高祖观礼，秩序井然。尊卑分明的朝会让刘邦大为感叹：“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291。于是叔孙通“乃拜为太常，赐金五百斤”292。从此，儒家思想开始在统治者那里改变“敬而不用”的处境。

公元前195年，刘邦经过鲁地（山东），以太牢（牛、羊、豕三牲全备）祭祀孔子，封孔子九世孙孔腾为奉祀君，并在鲁南宫召见了儒臣，这是帝王祭孔的开始。刘邦这次祭孔，大大提高了儒家的社会地位，也为后世皇帝开创了祭孔的先河。

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极力推崇孔子所作的《春秋》一书，认为“《春秋》之道，大得之则王，小得之则霸”。为什么推崇《春秋》？就是因为里面的“大一统”观念，“《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293而这正是统一的大汉朝所需要的。董仲舒借助国家机器的力量，把孔子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且通过孔子地位的提高，巩固政权。孔子与政权，互惠互利，同生共赢的时代开始了。

汉武帝刘彻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使儒学成为官方哲学，各地纷纷建孔庙，直至县县有孔庙。后来，孔庙逐渐演变成朝廷祭祀孔子的礼制庙宇，汉平帝追封孔子为公爵，称“褒成宣尼公”，西汉末，孔子后代被封为“褒成侯”，并且有封地来奉祀孔子。

唐代曾四次追封孔子：唐太宗尊孔子为“先师尼父”，后改为“宣父”；唐高宗尊孔子为“太师”；武则天称其为“隆道公”；唐玄宗则升孔子为王爵，谥号文宣，称“文宣王”，并且朝廷下诏要求郡县以上都要建文庙，创立儒教，春秋公祭。孔子开始享受人间香火。

宋朝是一个抑武重文的朝代，孔子的地位更是大大提升，宋太祖赵匡胤多次去国子监主持盛大的祭孔仪式；宋真宗赵恒亲自去曲阜祭孔，追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封孔子爹叔梁纥为“齐国公”；宋仁宗封孔子46代孙为“衍圣公”，世代享受特权，沿袭至民国，最后一位“衍圣公”孔德成2008年才去逝。

作为满夷的清朝统治者，对圣人更是异常推崇，掀起了空前绝后的尊孔高潮。康熙曾多次巡曲阜，拜孔庙。乾隆时春秋大祭，朝廷颁发统一祭文，规范祭祀时的规格，礼器、乐器、乐章、舞谱等也多由皇帝钦定颁行。孔府孔庙的面积，比前朝扩大了好几倍，且准其仿皇城故宫模样。孔府的官品，清朝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