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的权力

国家是谁的？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后，“主权在民”似乎已经成了一个不需要去讨论的价值判断，人们只是去反思我们的现实行为是否符合这一价值判断。

与现代一样，中国古代也很少对这一问题进行反思，只是这一价值判断的回答是另外一种：国家是君主的。

《诗经》所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千百年来，这已经成为人们思想观念中的一个部分。

未央宫建成以后，刘邦在未央宫宴请诸侯王和所有大臣。吃饭的时候刘邦十分得意，对他爹讲了一番话，非常有名，是这样说的，“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311意思是说，当初你总觉得我不如我二哥能置产业，现在你看看，我的产业和我二哥的产业比一比，到底谁的家产多？在皇帝那里，国家就是自己的私产，任何一代君主都是这样认为的，虽然并不总是光明正大地说。

把国家当作私产是一种巨大的诱惑，当然对拥有者来说也会产生巨大的压力。历代统治者为了实现这种国家的私有化，需要不断地加强自己的现实权力，以保证这一私产的真实存在。

这就是中央集权的产生。

原始社会的人类首领，我们一般倾向于认为“丝毫不具有强制权力”，但是后来的情况就发生了变化。酋邦，被我们认为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前的最后一种社会存在形式，而这时候酋长的权力则“支配着一切最主要的领域，对臣民有着生杀之权，可以抢走他们的财物，甚至能够做出死刑判决。”312

尧舜禹时期是儒家传说中的黄金时代，也是我们考古学中所称的部落联盟时期，而此时的部落联盟首领已经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国语·鲁语》中记载，“昔禹致会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禹可以因开会迟到而杀掉一个氏族的首领，无论其本意如何，都说明了禹的权力之大。

夏后启是通过“僭取”的方式获得部落联盟的最高权位的，虽然一开始受到了各种挑战，但是随着有扈氏的失败和夷羿与寒浞的灭亡，不仅使夏后启开创的“家天下”的世袭制受住了考验，而且也进一步使夏朝的王权得到加强。

夏朝的最高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把王权与神权紧密地结合起来，君后把自己的一切行动都说成是执行“天”的安排。夏后启在与有扈氏大战于甘地之时，把本来是保卫自己君后之位的斗争，说成是“今予惟恭行天之罚”313。夏朝的军事政治重大决策都由夏后本人亲自制定，虽然他也召集“六卿”议事，但是他们的意见仅供参考，并不起到任何的监督制约作用。如遇重大问题拿不定主意时则通过卜筮来解决，因此专设有卜筮之官。

君是否代表了天的意志，现在我们认为是胡说的，是统治者为强化统治而骗人的一套把戏。但是历史地看待问题，他们的确是把这一套骗人的把戏当成真理去信仰的，不仅要求别人，甚至自己也深信不疑。夏朝的末代君后桀“淫虐有才”，倒行逆施，滥施征伐，宠幸妺喜，重用佞臣赵梁。伊尹劝谏，不听，归商汤；关龙逄“引皇图而谏”，被杀死；终古哭谏，夏桀“暴乱愈甚”，终古终于“出奔如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桀说，“天之有日，由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也”314。终于导致“诸侯叛桀”，为商汤取代。

商汤灭夏建国后，大力充实和完善国家机器，用以巩固新的国家政权。比夏朝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商朝更加强调“以神道设教”，把自己与神密切地联系起来。例如大家都知道的，商族的始祖契是他妈简狄吞了玄鸟蛋而怀孕生下来的，而这个玄鸟蛋，是上天下令让玄鸟给简狄送来的，这样契就与天神结合起来了，其子孙当然也都有了与上天直接相交往的本事，可以通天。他们在人间的统治，都是身不由己的，都是执行天神的旨意。汤伐桀时，打的旗号就是“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315为了完成与神的交接，后世商王都用龟和骨作为法器，以致事无巨细，所以商王朝的占卜是比较发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