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其人

说起近代中国史，绕不开康有为，因为康有为的成长史，既是一部清末中国的发展史又是演变史。

康有为（1858-1927年），名、号很多，因是广东南海人（现佛山市南海区），所以多称其为“康南海”。

康有为出身于以理学传家的官僚家庭，少年聪颖，加上家庭环境的影响，4岁时就会识字，5岁能够背诵几百首唐诗，6岁入私塾，师从番禺简凤仪，当年就读完了《大学》、《中庸》、《论语》、《孝经》，据说有人出“柳成絮”为题让他作对，康有为应声而答“鱼化龙”，听说这件事的人都觉得“此子非池中之物”，于是得“神童”之名。

由于其祖父悉心教之以诗书礼仪，督其以古代圣贤为榜样，导致少年康有为不知不觉中一言一行刻意模仿，不但不苟言笑，而且言必称“圣人”，同乡人都笑称他“圣人为”，康有为欣然接受，常以圣人自居。自记，“童子狂妄，于时动希古人。某事辄自以为南轩，某文辄自以为东坡，某念辄自以为六祖、邱长春矣。俛接州中诸生，大有霸视之气”。258这种少年才情是李鸿章、洪秀全，更是曾国藩所不能比的。

1876年，19岁的康有为拜南海著名学者朱次琦为师，求学于礼山草堂。在朱次琦独立思考精神的影响下，青年康有为以自己的眼光重新审视各家学说，大胆质疑，认为韩愈学问浅薄，浪得虚名，甚至不把宋明时期的大家放在眼里，认为他们根本没什么学问。这让同学们惊骇不已，认为他目无尊长，言语放肆，逐渐疏远他，老师朱次琦也“笑责其狂”。

郁闷的康有为静坐养心，“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259“哭歌无常”的康有为实在让同学们有点受不了，都认为他得了“心疾”。落寞的康有为只得告别书院，此后，竟然过了一段栖息山林的隐士生活。

1879年，22岁的康有为读了李圭的《环球地球新录》后，专门游了一次香港，英国人治理下的香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写道：“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敌视之。”260

1882年，康有为“高考移民”到北京参加乡试，返乡时路过上海，逛了这个外国人控制下的花花世界，对“西人”治理社会的印象更加深刻，于是他开始认真思考外国人治理国家比中国人先进的原因。怀着强烈的求知欲，康有为疯狂购买“西书”，“凡上海广学会出版之书报，莫不尽量购取”261，即使是“于政治哲学，毫无所及”的“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类书籍。

后来的一件事情更是推动了他对西学的热爱。1885年3月，康有为突然头痛，很严重，“几乎死去”，在遍请中医毫无效果的情况下，他想到了西医，于是自行钻研，自行配制西药，给自己治病，居然治好了，这次经历使康有为更加信服西学。262

1888年，30岁的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他一生中的第三次乡试（考举人），思想不太正统而又醉心于西学的康有为在正统的八股科举中要想取得好成绩是很困难的。很显然，他后来的发展不如曾国藩和李鸿章顺利。

当时，不败而败的中法战争刚结束不久，他痛感民族危机和朝廷贪污腐败的风气，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一月初八上书光绪帝，痛陈祖国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的主张，强调只要“变成法”，“十年之内，富强可致，至二十年，久道化成，以恢属地而雪耻不难矣”263。

但是一个普通“秀才”的上书几乎是不可能上到光绪的桌子上的，这跟“上书”本身的思想性并没有关系。心灰意冷的康有为甚至产生了“浮海居夷”的念头，但是最终还是返回了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