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无足轻重（第2/7页）

他非常喜欢这个数字，又得意地重复了一遍：

“一百八十卷！一卷也不少！”

“好了，”我说道，“有话直说吧，你要做什么？”

“我要你听听，我想出了一句多么妙的句子。”

“什么句子？”

“你听着：‘“受苦啦，老人家，你受苦啦！”乘客们纷纷说道。’好吗？”

“我打哪儿知道！”我回答说，“得看上下文，看搁在什么地方。”

这下盖达尔恼火了。

“‘搁在什么地方’‘搁在什么地方’！”他学我的腔调说，“搁在该搁的地方！得啦，得啦！你坐着，写你的全集去吧。我可要去把这个句子记下来。”

可他没能坚持多久，过了二十分钟，他又跑到我窗前转来转去。

“怎么，又想出了什么使人拍案叫绝的妙句了？”

“你听着，”盖达尔说，“过去我还只是隐隐约约怀疑你是个缺乏自制力的知识分子，是个爱嘲笑人的人。这下我可拿准了你的确是这种人。这使我伤心。”

“好啦，好啦，你走吧，你知道你该上哪儿去！”我说，“我客客气气地求你别打扰我！”

“别自以为了不起，摆出一副拉热奇尼科夫[7]的架势！”盖达尔说道，但还是走了。

可是才过了五分钟，他又回来了，隔着老远就朝我大声念了一个句子。这句子的确好得出乎意料。我称赞了这个句子。盖达尔需要的正是这个。

“这就对啦！”他说道，“现在我不再来麻烦你了。决不再来了！没有你帮助我，我好歹也能写出来的。”

突然，他用半吊子的法语加补说：

“再见啦，苏俄作家先生！”

当时，他刚刚开始学法语，对法语入了迷。

盖达尔又上果园来了几次，不过并没有打扰我，而是在远处一条小径上，一边踱方步，一边自言自语地嘟囔。

他就是这样写作的：一边踱方步，一边想句子，想好后，就去写下来，然后再想。他整天在屋子和果园之间进进出出。我觉得很奇怪，并且深信，盖达尔的那部中篇小说一定写得很慢。直到后来，我才发现，他这是在耍滑头，他写的远比走一步想一句要多得多。

两个星期后，他写完了《鼓手的命运》，喜气洋洋地跑到我住的澡堂里来，面有得色地问我：

“你想听我给你朗诵这部中篇小说吗？”

我当然非常想听。

“那好，你听着！”盖达尔在屋中站住，把两只手插在兜里，说道。

“稿子呢？”我问。

“只有蹩脚的乐队指挥才把总谱放在面前的乐谱架上，”盖达尔用一种教训我的口吻回答说，“我要稿子有什么用！稿子躺在写字台上休息呢。你到底想听还是不想听？”

他把这部中篇小说从第一句背诵到最后一句。

“你准有背错的地方，而且不止错一点儿。”我将信将疑地说。

“咱们打赌！”盖达尔叫了起来，“背错的地方绝不会超过十处！要是你输了，明儿就上梁赞去，到旧货市场买一只旧的晴雨表送给我。我早已看中了一只。在那个老太婆的旧货摊上，你记得那老太婆吗？就是下雨的时候把灯罩戴在头上的那个。我这就去把稿子拿来。”

他把稿子拿了来，又背诵了一遍。我对着稿子听他背。他只背错了几个地方，而且都不是重要的。为了这事，我们俩争了好几天——盖达尔算是赢了还是没赢。

不过，我还是把那只晴雨表买了回来，这使盖达尔高兴得手舞足蹈。我们决定根据这台笨重的铜制仪表来安排我们的垂钓生活。可是很快就大上其当，晴雨表上预报“大旱”，可是实际上却下了三天大雨，把我们俩淋成了落汤鸡。

那可真是黄金时期：终日开玩笑、“打赌”、争论文学问题、上湖边或旧河床去钓鱼。所有这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帮助了我们写作。

当费定开始写他的长篇小说《不平凡的夏天》[8]时，我恰好跟他在一起。

希望费定原谅我写了下面这件事情。我认为每一位作家的写作方式，特别是像费定这样的巨匠的写作方式，不仅对作家，而且对所有文学爱好者来说，都是有意义、有教益的。

那时我跟他一起住在加格拉海边的一幢小房子里。这幢小房子挺像革命前那种带家具出租的廉价公寓，已经相当破败。

每当刮起风暴的时候，小房子便在风浪中摇晃，发出叽叽嘎嘎的坼裂声，似乎眼看就要倒塌。门锁全都脱落了，一阵穿堂风吹过，房门就自动地、不祥地慢慢打开，有好几秒钟一动不动地停在那儿寻思着什么，然后砰的一声，猛地碰上，震得天花板上的灰泥噼里啪啦地坠落下来。

新旧加格拉所有的野狗都跑到这幢小房子的凉台上来过夜。有时，只消房客离开房间一小会儿，它们就乘机溜进屋里，躺到床上，消消停停地打起呼噜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