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无足轻重

几乎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鼓舞者，自己的守护神，后者一般也都是作家。

只消将后者的书看上几行，自己立刻就想写作了。某些书仿佛能迸溅出琼浆玉液，使我们陶醉，使我们受到感染，敦促我们拿起笔来。

奇怪的是，这样的作家，这样的守护神，在创作的性质、风格和题材方面，往往同我们大相径庭。

我知道有一位文学家，一位坚定不移的现实主义者，为人处世冷静稳重，作品无不取材于日常生活。可他的守护神却偏偏是高翔远翮的幻想家亚历山大·格林。

盖达尔称狄更斯是他的鼓舞者。至于说到我，那么司汤达的《寄自罗马的信》[1]的任何一页都能唤起我的写作欲，可是，我写的东西同司汤达的散文却有天壤之别，这使我自己也感到大惑不解。有一年秋天，我一边阅读司汤达的作品，一边就写出了短篇小说《二七三护林区》，小说描写的是普拉河畔的禁伐林。在这篇小说中，是绝对找不到一点与司汤达的作品相同之处的。

说实话，我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我之所以提及此事，只不过是想说明有许多乍一看来无足轻重的事情和习惯，却能帮助作家写作。

大家都知道普希金在秋天时创作力最旺盛。无怪乎“波尔金诺的秋天”[2]成了创作上惊人丰收的同义词。

普希金在给普列特尼奥夫[3]的一封信中说道：“秋天到了，这是我喜爱的季节，这时我的身体特别健康。我的文学创作的时节来临了。”

其中的道理，依我看是不言自明的。

秋天清澈明亮，寒气袭人，显示出“凋谢的万种姿色”[4]，空气清新，远处的景色可以尽收眼底。秋天给自然界带来一种飘零的氛围。深红色的和金黄色的树林一小时比一小时萧疏，线条越来越粗犷，渐渐地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

眼睛慢慢地习惯于秋景的开阔明朗。这种开阔明朗，又逐渐主宰作家的意识、想象和手。诗歌和散文的喷泉喷射出清澈寒冷的泉水，偶尔还会发出小冰块的叮当声。头脑清醒，心房有力而均匀地搏动着，只是手指稍微觉得有点儿冷。

一到秋天，人的思想的五谷就成熟了。关于这一点，巴拉丁斯基说得好：“珍贵的庄稼成熟了，你收割着思想的谷粒，获得了人的完美的命运。”

用普希金自己的话来说，每年一到秋天，他重又神采焕发，变得年轻起来。歌德说过，天才在其一生中往往会几度恢复青春，这话显然是正确的。

就在这样一个秋日，普希金写下了一首诗，极其清晰地叙述了诗歌创作的复杂过程：

在甜蜜的静谧中，我忘了世界，

我让自己的幻想把我悠悠催眠，

这时候，诗情开始蓬勃和苏醒，

我的心灵充塞着抒情的火焰；

它战栗，呼唤，如醉如痴地想要

倾泻出来，想要得到自由的表现——

一群无形的客人朝我拥来，他们是我的旧识，

是我久已蕴育的想象的果实。

于是思潮在脑海中大胆地波动，

轻快的韵律迎着它们跑来；

手忙着去就笔，笔忙着去就纸，

一刹那间——诗章已滔滔地涌了出来[5]。

这是对创作的正确得惊人的分析。只有在精神振奋、思如泉涌的情况下才能写出这样的诗来。

普希金还有一个特点。他写作时，凡遇到不顺手的地方，从不去苦思冥想，耽搁时间，而是跳过这些地方，继续往下写。直到有灵感的时候，再回过头去补上，但他绝不勉强地去唤来灵感。

我曾目睹盖达尔是怎么写作的。跟作家通常的写作方法截然不同。

当时我跟他住在麦谢拉森林区的一个村子里。盖达尔住的是临街的一幢大房子，我住的是果园深处的一间废弃的澡堂。

盖达尔那时正在写《鼓手的命运》。我们俩讲好从早上到午饭前的这段时间内，大家老老实实地工作，决不以钓鱼引诱对方。

有一天，我在澡堂里洞开着的窗户下写作。我还没有写完四分之一页，盖达尔就从大房子里出来了，走过我窗下，脸上一副无所事事、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样子。

我装作没看见他。他在果园里踱来踱去，嘴里念念有词，后来，他又走过我的窗旁，但这一回他已明显地竭力想挑动我。他吹着口哨，又故意咳嗽了几声。

我没理他。于是盖达尔第三次走到我窗下，气呼呼地望了我一眼。我仍然没理他。

盖达尔沉不住气了。

“你听着，”他说道，“别装蒜啦！你写东西反正快得很，撂下一会儿，补上一点也不费劲。别自以为了不起，摆出一副博博雷金[6]的架势！要是我也像你这样写得快，我早能出版一套一百八十卷的全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