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阿勒斯万格公司的一件事

一九二一年冬天，我住在敖德萨一家已经歇业了的服装商店“阿勒斯万格公司”内。我未经当局许可就住进了二楼的那套试衣室。

这样就有三个大房间归我支配。房间里全都镶着一面面高级的波希米亚镜子。镜子非常牢固地镶嵌在墙上，尽管我和爱德华·巴格里茨基[1]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想把这些镜子撬下来拿到新市场去换点吃的，可怎么也撬不下来。甚至没有一面镜子被撬出裂璺。

试衣室里没有任何家具，只有三只空箱子，里边装了些烂刨花。幸好那扇玻璃门轻而易举就可以从铰链上卸下来。每天晚上我卸下玻璃门，搁在两只箱子上，铺上被褥，就当作我的床铺了。

玻璃门非常滑，因此夜里那条旧褥垫和我一起要有好几次从这扇门上滑下来，跌落到地板上。

只消褥垫一动，我马上就醒了，屏息敛气地躺在那儿，连手指都不敢动一动，愚蠢地指望褥垫或许会停止滑动。可是褥垫却慢慢地、毫不留情地往下滑，我耍的这番花招没能奏效。

这件事一点也不可笑。那年冬天非常之冷。从港口到小喷泉的海面全冰冻了。猛烈的东北风把花岗石的马路刮得精光锃亮。雪一次也没有下过，这反而使人觉得比街上铺满了雪还要冷得多。

试衣室里有一只小铁炉。可没有燃料可烧。再说，靠这么个小得可怜的炉子也根本不可能把偌大的三个房间烤暖。因此我只用小铁炉烧开胡萝卜茶。这只消几张旧报纸就行了。

还有一只箱子我用来当桌子。每天晚上我点一盏小油灯，搁在这只箱子上。

我躺在玻璃门的床上，把我所拥有的一切可以御寒的东西统统盖在身上，凑着油灯的灯光，阅读格奥尔吉·申格尔翻译的何塞·马里亚·埃雷迪亚[2]的诗集。诗集是这一年在饥馑的敖德萨出版的，我可以作证，诗集并未削弱我们的英雄气概。我们觉得自己像罗马人一样坚强不屈，并且联想起了申格尔本人所写的一首诗：“朋友们，我们是罗马人，我们正在流着鲜血……”

鲜血，我们当然没有流，然而我们这些快乐的年轻人有时太饿了，太冷了。但是谁也没有怨言。

楼下的店面被某个美术劳动组合占用了。这个劳动组合忙忙碌碌的业务活动是颇有几分可疑的。在劳动组合内当家的是个以“招牌大王”这一绰号闻名敖德萨的唠叨成性的老画师。

劳动组合承制招牌、女帽和“木屐”（一种古罗马式的简朴的女鞋，只消用几根绦带钉到木头的鞋掌上，一双鞋子就做成了），此外还绘制电影海报（这些海报是用胶漆画在凹凸不平的胶合板上的）。

有一回，这个画室交上了好运，接到了一件订货：为当时黑海唯一的一艘轮船“佩斯捷利”号制作所谓“船首装饰”。那时这艘轮船正在准备首航巴统。

船首装饰用铁板敲成毛坯，涂上黑色作为底色，再绘以金色的植物图案。

这项工作吸引了所有的人，连民警若拉·科兹洛夫斯基有时也离开他在附近的岗位，跑过来看看画得怎样了。

我当时在《海员报》社担任秘书。有许多青年作家在这个报社工作，其中有卡达耶夫[3]、巴格里茨基、巴别尔[4]、奥列沙[5]和伊利夫[6]。有经验的老作家中常来我们编辑部的只有安德烈·索鲍利[7]。他是个可亲的、总是因为什么事而激动的、一刻也坐不住的人。

有一回，索鲍利给编辑部送来了他的一篇短篇小说。小说条理不清，乱糟糟的，不过题材挺有趣，而且写得确实有才气。

所有的人看了这篇小说后都感到为难，像这样潦草的作品就这样发表自然不行，可是又没有一个人敢于把它退给索鲍利去修改。索鲍利是决不会同意修改的，这倒不是碍于作家的自尊（在这方面索鲍利恰恰是很少斤斤计较的），而是出于一种神经质：作品一旦脱稿之后，他就再也不愿回过头去修订润饰了，他已对它们失去了兴趣。

我们坐在编辑部里左思右想：怎么办呢？我们的校对，一个叫勃拉戈夫的老头儿，也跟我们坐在一起。他过去是俄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俄罗斯言论报》[8]的经理，是赫赫有名的出版家瑟京[9]的左右手。

老头儿被自己的历史吓坏了，所以很少讲话。他的庄重的举止和仪表跟我们编辑部里这帮衣衫褴褛、吵吵闹闹的年轻人极不协调。

我把索鲍利的手稿带回阿勒斯万格公司，准备再看看。

已经很晚了（其实还不到十点，可是一片漆黑的城市早从黄昏起就已没有一个行人了，只有风在十字路口幸灾乐祸地呼啸），民警若拉·科兹洛夫斯基忽然来敲商店的大门。

我把报纸卷拢，绞紧，用火点着，像举着个火把似的举着它，去把那扇用一节生了锈的煤气管顶住的沉甸甸的店门打开。拿着小油灯去是不行的，别说空气最微弱的流动就能把它吹熄，即使盯着它看一眼它也会熄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