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阿勒斯万格公司的一件事（第2/3页）

“有个公民要见您，”若拉说，“请您证明一下他的身份，我就放他进来。这儿是画室。光颜料一项，听说就值三亿卢布。”

要是考虑到，举个例说吧，我在《海员报》的月薪有一百万卢布（按照集市上的价格，这些钱只够买四十盒火柴），那么三亿卢布这个数目，当然也就不像若拉所认为的那样了不起了。

站在店门口的是勃拉戈夫。我证明了他的身份。若拉允许他进店，并关照我说，再过两个小时要上我们这儿来暖和暖和，喝杯开水。

“是这么回事，”勃拉戈夫说，“我总惦着索鲍利的那篇小说。那是篇很有才气的作品。不能让它白糟蹋了。您知道，我跟所有报界的老狼一样，养成了个习惯，不肯放过一篇好小说。”

“可有什么办法呢！”我回答说。

“把稿子给我。我用人格担保，我决不改动一个字。今晚我就留在这儿，因为我不可能回兰热龙街的家里去了，否则半路上准会把我的衣服剥光。我当着您的面给这篇稿子加工。”

“‘加工’是什么意思？”我问，“‘加工’不就是修改吗？”

“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我决不删一个字，也决不添一个字。”

“那您还有什么好做的呢？”

“您会看到的。”

我觉得勃拉戈夫的话中有某种不可捉摸的谜一般的东西。在这个寒风呼啸的冬夜，某种神秘的东西附在这个沉静寡言的老人身上，来到阿勒斯万格公司。像这样神秘的东西不看个究竟怎么行呢？于是我同意了。

勃拉戈夫从口袋里掏出一截粗得出奇的蜡烛头。这是教堂用的蜡烛，金色的纹路像螺纹似的盘在蜡烛上。他点亮了蜡烛头，把它放到箱子上，然后在我的破手提箱上坐了下来，手里捏着一支木匠用的扁铅笔，一头栽到了稿子里。

半夜里，若拉·科兹洛夫斯基来了。我正好把水烧开，在那儿沏茶，不过这晚沏的不是干胡萝卜茶，而是切碎后烘烤过的甜菜茶。

“你们可要注意，”若拉说，“打远处看，你们活像是两个造假钞票的。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在修改一篇小说，”我回答说，“下一期要登的。”

“你们可要注意，”若拉又说道，“并不是每一个民警都能理解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得感谢上帝，当然上帝是没有的，感谢他让我而不是别的什么土包子在这儿执勤。对我来说，文化高于一切。至于说到造假钞票的，可都是些大能人，他们可以用同一摊牲口粪，或者做一块金元，或者做一张居留证。据说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里，有一块黑天鹅绒的垫子，上边放着一只漂亮得没法形容的大理石手。这手不是莎拉·伯恩哈特[10]的。也不是肖邦或者维拉·霍洛德纳娅[11]的。这是欧洲最有名的伪币制造者的手，是一件模塑品，我忘了这人叫什么了。当初砍掉了他的脑袋，可是却把他的手展览出来，供人参观。就像他是个小提琴大师一样。这个故事挺有教育意义吧？”

“不怎么样，”我回答说，“您有糖精吗？”

“有，”若拉回答说，“是糖精片。我们可以分来吃。”

勃拉戈夫直到天亮前才完工。当时他没有把稿子给我看，后来我们到了编辑部，等女打字员把稿子清清楚楚地打好后，他这才交给我。

我把小说读了一遍，不由得惊呆了。这已经是一篇条理清楚、文理通畅的散文了。文中的一切都是清晰明朗的。原来那种急就章式的潦草及遣词造句的紊乱连一点影子也没有留下。而与此同时，的确没有删一个字或者添一个字。

我瞥了勃拉戈夫一眼。他正在吸一支用黑得像茶叶一样的库班烟草卷成的粗烟卷，嘴角边挂着一丝微笑。

“这真是奇迹！”我说，“您是怎么加工的？”

“我不过是正确地打上了各种标点符号罢了。索鲍利的标点符号用得乱七八糟。我特别仔细地替他一一标上句点。还重新分了段。我的朋友，句读可是件大事。连普希金都谈起过标点符号。标点符号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要使思想有条理，词与词之间的关系明确，句子易解，意思清楚。标点符号就好像音符。它们把文章连成整体，不让它支离破碎。”

小说刊出了。第二天索鲍利像一阵风似的冲进了编辑部。他照例没有戴帽子，头发乱蓬蓬的，眼睛里发出一种古怪的光焰。

“谁动了我的小说？”他扯直嗓门嚷道，同时使劲用手杖敲了一下搁满报纸合订本的桌子。顿时一股灰尘像浓云一样从桌上腾空而起。

“谁也没动过，”我回答说，“您可以对原稿。”

“骗人！”索鲍利吼道，“撒谎！反正我能查明是谁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