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我想起了那个古老的克罗伊斯[1]的故事，艾洪就像他那样不幸。起初，这位骄傲富有的国王对来访的梭伦[2]大为恼火，那位雅典政治家在和他讨论幸福的时候，想必自以为来自大城市，见多识广，用一种降尊纡贵的态度来对待一位有钱的孤岛上的乡巴佬。我曾想，梭伦既然那么才智横溢，为什么就不能对这位拥有无数黄金财宝的半野蛮人和气一点呢。可是不管怎么说，梭伦是对的，克罗伊斯却错了，他哭哭啼啼向居鲁士大帝[3]诉说自己的教训，居鲁士大帝饶他一命，把他从火刑柴堆上放了下来。这老头由于身遭不幸，成了一个思想家、神秘主义者和爱进诤言的人。后来，居鲁士的脑袋落到了和他不共戴天的女酋长[4]手中，她把他的脑袋按到一皮囊鲜血中，骂道：“你不是要喝血吗？喝吧，让你喝个痛快！”居鲁士那疯狂的儿子冈比西斯把克罗伊斯继承到手，就想把他杀死在埃及，像杀死他自己的兄弟那样；他还刺伤了可怜的小公牛埃皮斯[5]，惹得那班毛发剃得精光的僧侣们切齿痛恨。股票市场的大崩溃，等于是艾洪的居鲁士大帝，银行倒闭是他的火刑柴堆，台球房是他被逐出吕底亚的流放地，那班流氓恶棍就是冈比西斯，不过居鲁士居然得以应付过去，避开了他们的威胁和恐吓。

局长是在经济全面大萧条之前去世的，他入土不久，便开始有人在拉萨尔街和纽约闹市区从摩天大楼跳下。艾洪也是最先垮台的人之一，一部分是因为局长生前借钱给人的办法不当，一部分是由于他自己经营不善。他成千上万的钱财，都在发行额超过资产实值，而又连续投机的英萨尔公用事业股票上亏得一干二净，考布林也在这上面损失了好多钱。他又把自己、丁巴特和阿瑟继承的遗产，统统投入了那最后也没能保住的建筑业，结果只剩下新辟区和机场附近的几块荒芜的空地，有几块还因要付税而脱手。我有时驾车陪他兜风。他会说：“那边那排店铺的房子本来是我家的。”或者指着两座棚屋之间的一片杂草丛生的空地说：“爹八年前在一笔交易里弄到那块地，本想在那儿盖座车库的。幸好他没盖。”所以开车陪他兜风是件很凄凉的事，不过他并没有大发牢骚，只是随口淡淡地说上几句。

连他住的那幢大楼，局长从前花十万现金盖的，也因店铺关门，楼上的房客又不付房租，最后也白丢了。

“不付房租，就不供暖气。”冬天时他说，决心要发狠。“做业主的应该像个业主，要不就把产业放弃。不管日子好坏，我都要贯彻始终，严守经济法则。”他讲这话是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可是被人告到了法院，官司打输了，还得付诉讼费什么的。艾洪后来又把空的店面当作公寓房出租，一处租给一家黑人，另一处租给一个算命的吉卜赛人，那人在橱窗里挂了一幅画，上面画着一只大手和一个加有标志的大脑子。大楼里经常发生殴斗和水管、卫生设备被窃事件，这时，租户们都成了他的死对头，挑头的是那个红头发的理发匠波兰人贝泽夫斯基。此人以前脾气好的时候，常在路边的人行道上弹奏曼陀林，现在在艾洪的玻璃门前经过时，却瞪目怒视，冷若冰霜。艾洪着手进行起诉，要撵走他和另外几家人家，结果因此受到一个共产党组织派出的纠察队的包围。

“好像我对共产主义懂得还不及他们多似的。”他愤愤地说，“那班无知无识的混蛋，他们对共产主义懂点什么？就连那个赛维斯特，他又懂得什么叫革命？”赛维斯特现在是共产党的积极分子。于是便坐在局长那张正对前门的办公桌后面，故意让纠察队看见，以等待行政司法部门采取行动。他家的玻璃窗上被人涂上了烛蜡，一纸袋粪便扔进了厨房。丁巴特从台球房里召集了一个机动小队来保卫大楼，他对贝泽夫斯基气得不可开交，要冲进他的铺子砸他的镜子。在这大萧条时期搬进的贝泽夫斯基这家铺子，实在算不上什么店铺，只是在地下层有一张理发椅而已，在那佛兰芒人式的惨淡昏暗中，他也还养着几只金丝雀。克莱姆·丹波仍到他那儿去刮脸，说是只有这位红头发的理发匠熟悉他的胡子。为这事，丁巴特对克莱姆很生气。不过贝泽夫斯基还是被撵走了。他的老婆站在人行道上大骂艾洪是个臭犹太残废，丁巴特拿她没有办法。不管怎么说，艾洪有过吩咐，“我不开口，不准动粗。”他并不排除动粗的可能，只是打算尽量抑制而已。虽然艾洪把丁巴特那份遗产亏得一文不剩，可丁巴特还是对哥哥俯首帖耳。“受打击的不仅是我们，”他说，“大家都有份。要是胡佛[6]和摩根[7]都不知道会来大萧条，威廉又怎能知道？不过他会使我们恢复元气的，我信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