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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它值一条人命吗？”

“什么东西值一条人命？”芬问。他刚从我身后的侧门进来。

“你那支笛子。”内尔说。

他眉头一皱，仿佛她是个言语放肆、举止莽撞的毛头小子。他让刚走过来的侍者给他搬来一把椅子。他已洗过澡，刮过脸，闻上去像个西方人。

我们又去散步了，去了一趟新南威尔士美术馆。我们看了朱利安·阿什顿的水彩画，还有一个原住民树皮画展览。我们在一家咖啡屋坐了下来，那里有桌子摆在户外，就像《纽约客》里画的那样。我们点了一些我们已经有好几年没见过的食物：小牛肉，威尔士兔肉，意大利细面条。但谁也没好好吃上几口。

在回黑宝石旅馆的路上，我注意到内尔走路时跛得厉害。

“不是我的脚。”她说，“是这鞋，我有两年没穿过了。”

刚好我们路过一家药店。我故意落在后面，闪身进了店里。柜台后面的女孩看上去有点像原住民，在当时的悉尼，这样的店主颇为少见。她把药递给我，没说话。

“给老婆买药的钱我还是有的。”芬把我推到一边，把钱递给她。

回到酒店，服务员递给我们一张字条，是悉尼大学的人类学家克莱尔·伊内丝写的。她邀我们共进晚餐。

“她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内尔说。

“我昨天给她打电话了。”芬说。

他要跟她谈笛子的事。

“晚餐？我们这身打扮怎么去呀，芬？”

“往那边隔两个门就是服装店，女士。”服务员说，“美发和美容店街对面就有。准保给你收拾得漂漂亮亮的。”

出租车把我们带到了双湾。克莱尔和她丈夫住在那儿，就在红叶池上面。

“漂亮，真漂亮。”芬把头伸出窗外，冲着那排临水的豪宅一个劲儿地说，他把头缩回车里，“克莱尔很有长进嘛。她嫁了个什么人哪？”

“采矿的，我想是。银或者铜。”内尔说。自打我们收到这份邀请，这还是她头一次开口说话。

芬冲我得意地笑了笑：“班克森不爱听殖民者讲他们的钱是怎么来的。”

晚宴规模不大。一共九个人，大家围坐在估计是客厅里的一张小桌旁。正式的大餐厅在屋子另一头。主人告诉我们，今晚只有四对夫妇和我这个从英国来的随宾，正式餐厅太大了。谁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出现在这里的原因。我既没打算回家，也没完成我的考察。我们根本就没好好考虑过这件事。这也让我们意识到，我就这样毫无来由地跟着他们，一直跟到了这儿。我觉得，我一直在等芬开口问我：“你为什么还黏着我们，班克森？为什么你他妈的就不能让我们自己待会儿呢？”这个原因他心知肚明，就是我爱上了他的妻子。他随时都可以把我的心思说穿，他甚至可以在伊内丝的豪宅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这么做，可他没有。相反，他只是说：“他一直在生病，癫痫发作。我们觉得他该找个大夫看看。”

于是大家花了很长时间来讨论悉尼的医生，以及请谁来治我神秘的热带病最合适。后来，芬逐渐把话题转移到我们取得的“突破”，也就是我们发明的网格理论上来。那天晚上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努力替出席晚宴的宾客和大家都认识的熟人在网格中找相应的位置。在座的有位留大胡子的客人，他在拉包尔做项目的时候认识了贝蒂；另一位客人曾在剑桥和我父亲一起上过动物学课程。而克莱尔似乎认识每一位我们说得出名姓的人类学家，就连我们系在三个别的国家折腾出的那点小道消息她也如数家珍。

芬在这群新认识的宾客面前异常活跃。他给大家讲起了他曾给我讲过的孟般亚那些故事。我在一旁注视着他，看着他轻轻转动手里的酒杯，用纯银的蚝叉享用大虾，心安理得地让其他宾客用镂空雕刻的打火机为他点烟——而这正是几天前我看见的那个在沾满另一个男人鲜血的树皮船旁边吓得跟孙子似的人。此刻我终于明白，他所有的悔恨都是装出来的。他谈兴正浓，正在他生平最大的舞台上尽情施展着身手。而在他大快朵颐的同时，我和内尔却在一旁惊愕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