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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一个民工站住了。马恩正要再说一遍，杨红拉了他一下，同时对愣在那里的民工说：“去买吧，真的很便宜。”

到了台阶下面，杨红觉得有必要提醒他一下，让他不要乱说。她知道一般的提醒他是听不进去的，就故意把话说得很刺耳。“你怎么像个娘儿们似的，老说那个。”杨红对我说，她这么一说，马恩的脸就红了，可他很快就不认账了，开始像孩子那样耍赖。“我说过要去抢银行吗，说过吗？还没怎么说嘛。”马恩说。杨红对我说，这是她第一次看到马恩在她面前耍赖，“不光是耍赖，好像还有点撒娇。男人撒起娇来，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离他们定好的时间还有几个小时，马恩问杨红要不要回旅馆，杨红说，好吧，我的脚都走疼了，正想回去用热水烫烫脚呢。他们就互相挽着胳膊向宾馆走去。可是半个小时之后，他们却突然发现，他们离济州宾馆越来越远了，因为他们现在已经走到了火车站。如前所述，他们事先选定的抢劫银行现场（工商行的分行门口）就在车站旁边。这一发现，让马恩吃了一惊。他连忙租了一辆面的，拉着杨红赶回宾馆。

预审档案中，记录了他们走错路的细节。马恩是无意之间跟着杨红走错路的，因为那个时候，他一边走一边在考虑怎样弄车（供逃跑时用），所以根本没有意识到他已经跟着杨红来到了火车站。不过，他认为他也没有白走这一趟。他坐上面的之后，发现有一个老头正在路边生火，准备在那里爆玉米花。杨红对他说，那个老头基本上每天都要来。马恩说，他一看那个爆玉米花的老头，霎时间就觉得心里一亮，因为爆玉米花的声音和打枪的声音有一点相似性，枪响的时候，人们一时间会反应不过来，会觉得那是在爆玉米花。又让这小子说对了，事发之时，在最初的两分钟，确实有一些人（主要是车站候车室的旅客和银行里的工作人员）以为那是在爆玉米花。当人们醒过来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他们已经在玉米花那甜丝丝的香气中干掉了两个人，把对方的火力压下去了。在预审档案中，杨红说这一次去火车站，确实是她把马恩带去的。不过她否认自己是在催促马恩快点行动。她说：“谁说谎谁是小狗，我也是不知不觉地就走到了那里。”她的这个说法后来被认定是可靠的。在他们三个人当中，杨红的分工是摸清银行运钞车的行车路线和到达最后一个分行的准确时间。他们非常清楚，运钞车到达最后一个分行的时候，车上的钱最多，而在这个时候，因为已经平安无事走过了几个分行，运钞车的司机和有关护卫人员，难免会放松警觉。这个时候下手，既可以多捞钱，还可以少冒一点风险。不过这一切杨红并不清楚，她也不多问，她只要把马恩分派给她的工作干好就行了。连着有多天，她每天都要来这里，等待运钞车的到来，然后把时间记下来，回去向马恩交差。她慢慢喜欢上了这个工作，因为她觉得她现在终于有事干了。自从跟着马恩从重庆来到济州，除了被派去勾引勾引人，她几乎都无事可干。现在好了，她感到自己处于一种有为状态，好歹都是在做事情。她还喜欢观察济州的风俗民情，并经常有一些新奇的发现。比如她发现济州的女人特别爱训斥自己的男人，而那些男人挨训的时候，往往一声不吭，好像这个地方的男人都特别怕老婆。她觉得这有点像书上讲过的母系社会。不过，她后来很快就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因为她连续几天都看到了男人打老婆。男人打她们的时候，也不怎么说话，袖子一卷，把女人往地上一按，就打起来了。男人们似乎很高兴别人看到他们打老婆，否则他们不会把女人扭到街上再打。他们说这不叫打，叫修理。她还发现，这里的大人小孩都喜欢蹲在地上吃饭，有凳子也不坐。四月份，天还有点凉，可有不少女人已经穿上了裙子。她们穿着薄的裙子，里面套着绒裤。当她们蹲下来吃饭的时候，就把那裙子往上面一撩，吃完饭之后，就撩着裙子擦擦嘴皮。最有意思的是，这里的人都喜欢戴手表，连小孩的胳膊上也有手表，当然那是用钢笔或圆珠笔画上去的。她曾进过那个分行，那里面的人经常打扑克。可他们每次出来的时候，都要把手腕抬一抬，看看表，然后蹲在地上看外面的人打牌。那些十四五岁的孩子骑车的时候，最有意思，骑着骑着，就停了下来，用脚点着路边的一个土堆、树墩子或垃圾堆，做出一个沉思状。她喜欢晚一点回宾馆，在运钞车开车之后，再过一小会儿，天就黑了，临街的一些商店就把电视机搬到了外面。在新闻联播之前，有日本和美国的卡通片。如果她这时候回去的话，回到宾馆，节目刚好放完。因此，她喜欢站在街上，和济州城的父老兄弟一起欣赏卡通节目。这大概是她不由自主来到火车站门前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