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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大案现场的目击者为数不少。他们在向人介绍当时的情景时，最乐于讲述的就是杨红的表现。他们的说法在有一点上是惊人相似的，那就是杨红从银行运钞车上提着款箱往那辆面的上送的时候，一点也不慌张，“就好像她不是在抢劫，而是把樱桃从这个车上卸下来，再放到另外一辆车上。”前面提到的我的那个在本地当记者的朋友，这样对我说。他当然不是目击者，因为事发的时候，他正和我在KTV包房里酣睡不醒呢。不过，他那个在火车站当售票员的老婆是个目击者，这番话，大概是出自他老婆之口。

另外一个参与了案件采访的记者，在和我聊天的时候，也提到了杨红当时的表现。“那真叫胜似闲庭信步。”他说。他得意地告诉我，他在写给报社的通讯稿件中用了这句话。“当然，我们的头儿把这句话给我画掉了。”他连发感慨，“这一改，意境一点也不剩了，但有什么办法呢，胳膊扭不过大腿啊。”

还有一种说法更绝，说杨红就像在演电影或拍广告片，开始还有点慌张，可演着演着就老练了起来。其中还有一次，她在半道把款箱放了下来，用小拇指捋了捋鬓角的头发。

见到杨红，我把外面的这些说法都讲了。她听了之后非常吃惊，最初还以为我提到的是另外一个人，她说：“其实我当时还是很慌张的。马恩对我说过，‘你不要慌，有我在，你就不要慌。’可我还是心慌。心一慌，我就走不成，光摔倒。我只好把脚步放慢。开车走的时候，马恩腾出手来，抱了我一下，说我表现得很出色，我一下子就哭了起来。你能说我不紧张吗？那些记者们就会瞎扯。”我又提到了她在半道把款箱放下来捋头发的细节。这一点她记得很清楚，说确有此事。“我当时觉得有一颗子弹进了我的耳朵，我想把它掏出来。没掏出来，我就歪着头，蹦了两下，想把它从耳朵里倒出来。以前我游完泳的时候，经常用这种法子。没有倒出来，我就想，这一下我死定了，不过死就死了，能跟我的马恩死在一起，也就心满意足的。真的，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上了车，马恩抱我的时候，我还以为我是死着呢。直到我听见我在哭，我才知道我还没死，还活得好好的，于是，我就哭得更凶了。”她又提到了记者们，说，“你别听他们瞎扯，他们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我这次在牢里见她的时候，他们三个人还没有接受审判。事实上连我也不知道她会不会被毙掉。我估计她每见到一个人都要问她能关上几年，问马恩能关上几年。她自言自语地说，千万别关五年，五年时间实在太长了，出来已经三十多岁了，女人一过三十就没什么意思了。她还问判刑之后，能不能看电视。在她看来，不能看电视和见不到马恩是她最难忍受的两大痛苦。她喜欢看卡通片，特别是日本和美国拍的卡通片。她说，以前她当老师的时候，除了课本上的东西，她就没什么好给学生讲了，现在不一样了，她肚里装满了各种卡通故事。她说，在牢里住几年出来，她还想去当老师，她要给学生们好好讲那些卡通故事，“你看，我这些年并没有白混，我长了不少见识。我时刻都想着在里面过几年，就回去接着教书。”

她的滑稽而美好的愿望在多天之后随着一声枪响，都上了云霄。杨红曾对我说过，她其实是一个非常胆小的女孩。她说，直到今天，她见到一只毛毛虫都吓得要命。她的说法得到了看守们的证实，看守们对我说，有一天夜里，有一只蟑螂爬进了女犯们的房间，把杨红吓得几乎晕了过去。可就是这样一个见到一只蛐蛐似的昆虫都要吓得闭气的女孩，却是一连串杀人事件和“四九”大案的直接参与者。在她的讲述中，有这样一个细节。马恩端着枪朝陈栓保补射第二枪的时候，有一根树枝碰巧掉到了马恩的面前（被陈栓保踩断的一根树枝），杨红担心马恩被树枝绊住，就弯了腰，把那根树枝捡起来，放到了一边。而与此同时，枪响了。栓保像一个沙袋，从树上掉了下来，“将山坡上的碎石子溅起了一颗，刚好溅到了我的脚上，把我都快疼死了。”她说。说这话的时候，她还把裤管卷了卷，让我看被石子溅疼的地方。我没有看到被石子溅伤的痕迹，我看到的是被脚镣磨得发紫的一圈皮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