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桶   

一

1999年夏天，在旧金山金门公园靠近36街的湖边上，我和叶欣一道学拳，后来成为朋友。

我们跟随的师傅来自上海，据说是武家太极拳的传人。那拳架绵密紧凑，看不出多少明显的动作，但周身贯气旋转，能从身形进退极其细微的意识转变中，体会到撼山之功力。我做事一向虎头蛇尾，最终也没能把这奇妙的拳路真正学通。不过，从此以后，不论生活多苦多乱，我总归记得有一个终极的根基，它的深长与连贯，超越一切观念、一切语言。

叶欣和我一样，是一个苦恼、失败、满肚子无名火的文学青年。他的经历比我丰富：学俄语出身，20世纪80年代被一家公司派去莫斯科，见证了苏维埃联盟最后的两三年。1989年秋天，由于一连串意外、巧合还有机智，叶欣跟在一群巴基斯坦人、阿富汗人、北非人和越南人后面，出现在联邦德国境内的某一所难民营里。后经多方辗转，到了美国。

每个周末，我们都在湖边的小树林子里摔爬滚打，推闪腾挪，直到筋疲力尽。师兄师弟们各自散去，我们两个意犹未尽，于是在公园里继续转悠，说些过去或现在的事情。

叶欣的困境与我类似。他花了许多年的精力，试图写一部关于自己的长篇小说，结果终于失败。经过数次请求，他让我读了一两个章节。后来我问他：“你经历了那么多有意思的故事，可是，为什么从你写的这几章里，完全读不出来呢？”叶欣听了，当然不大高兴。他说：“我不想写莫斯科的小偷妓女、东柏林的拘留所、难民营里和巴基斯坦人打架、中餐馆里二厨谋杀大厨；没有一种内心的光芒和希望，所有那些破事儿都毫不稀奇、毫无意义。”

叶欣还说，也许自己才华有限，瞎写两笔，不成气候，也就罢了；可是朝北边看，伟大的、永恒的俄罗斯文学，如今到哪儿去了？这两年出来一些新的作者和书，找来翻了一下，看他们的语言、情感、深度，和七八十年代一些好作品相比，倒退不止300年！

显而易见，叶欣是在强词夺理。他怎能用另一个国家的文学衰落，来解释自己写作的失败呢？不过，每个作者都有自己的敏感部位。我和叶欣的文学交流，每每遇到各自的盲点或可笑之处，总归凭着幽默和大度，大家点到为止。和不少文人作家相比，我们这群练武的弟兄，比较在意自我克制，尽量让自己不招人讨厌。

叶欣的论点固然不合逻辑，但现实确实非常严酷。1990年后，不论东方西方南方北方，各国各语种的文学艺术，似乎一下子同时失语，出现了空前的叙事危机。也许有若干零零星星的美好例外，但遮不住、挥不去整体而言夕阳西下、明日黄花的喑哑和凄凉。这种集体性失语，相对于我们这代人所经历和见证的惊人历史变化，显得多么可悲、多么不可原谅。

我很羡慕叶欣有本领阅读当代的俄语小说，当时我还不具备那个能力。谈到东欧作家，我能接触到的，无非是昆德拉、索尔仁尼琴。对我而言，老索无异于荒原上的先知、圣者，我们同代人灵魂的灯塔。他写了一部几十万字的《红轮》，我找来看了几行，实在不忍卒读，只好放下。昆德拉返回他重获自由的祖国，看他回答记者的采访，磨磨叽叽，啰啰唆唆，闪闪烁烁，不知所云。不久前尚且光彩逼人的睿智和锋芒，现在不知去了哪里。

几年后，我开始了自己的旅行生涯。亲眼观摩了叶欣曾向我讲述过的一些场景地点人物，比如莫斯科华人黑帮占据的几栋灰黑龌龊的大楼，乌克兰—匈牙利边境上凶暴如狼的警察，柏林南部的土耳其人街市，巴黎郊外北非阿拉伯人聚居的楼群中被砸破的玻璃窗。从时髦小姑娘、小伙子的茫然眼神里，我察觉到昆德拉或君特·格拉斯已经属于远古的历史，博物馆里防弹玻璃下面发黄的纸片；纵然在生物学的意义上，他们仍然在世，甚至也还站在什么文学俱乐部里，用沙哑、微弱的声音发表演讲，向着记者和摄影师，和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前出生的长者，以此声援遥远异国的人权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