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心   

一

我的爷爷王亚南，字渔村，笔名王真，殁于1969年11月13日。

我没跟爷爷一道长大，他的去世，并未让我多伤心。但是我清晰记得，送爷爷到火车站时人山人海，似乎有人帮助，将担架上的爷爷从窗口塞进水泄不通的车厢。我们一大家人，扛着病重的爷爷，去上海寻医治病。两个月后，却抱着他的骨灰盒回到北京。爷爷在我生日后的一天去世，那年我刚满7岁。那个年代，中国的列车车厢大多漆成绿色。

据说爷爷一度从军，曾是北伐军里的政治教官，不过为时甚短。1927年蒋总司令清党，爷爷便卸了军职。之后辗转流连，穷到极时，住在杭州一个庙里，却在那儿结识一位新朋友。两人长谈数日，兴趣投合，乃相约分头协作，奉献数年，一道翻译了德国人卡尔·马克思的三卷经典《资本论》。

出于复杂的心理纠结，我不爱探究爷爷的生平著述。自小如此，成年之后，干脆漠视以至于忘却。我印象中，他是个戴深度眼镜的老头子，从黑色镜框里，凝视着一排覆盖尘埃的老书架。从小学到初中，我屡遭欺凌乃至于殴打，同学称我为傻瓜、呆子。究竟为何，至今没太搞懂，并无证据可以确认此事与“文革”有关。无论如何，那段童年的不愉快，更让我从情感上远离了爷爷和他的书架，尤其是那张严肃的黑框照片。

多年以后，我自学俄语。可惜断断续续，磕磕巴巴，终未学成。但有一个短句，格外生动，我非常喜欢。它的古怪押韵，伴随其他几个语种的感叹词或口头语，一道潜入我的下意识：Что-тоне так（Chtotanyetak）。怎么翻译呢？或许可以理解为一瞬间的不祥之感。情人私语、长官约见或独自出行，都可能在某一时刻忽然一阵冰冷，感觉前景不妙……就那么一种动物性直觉。我从小学到中学的惊恐生涯里，类似的预感连续不断。每次重新分班，被老师搂着肩膀，面对一屋子男孩女孩：这位是新来的王——同学！大家互相帮助、互相爱护！几十双眼睛望着我，不知谁低声叽咕了一句什么，孩子们哄堂大笑。我涨红了脸，慢慢走到自己的新座位。

升高中以后，我基本上不再挨打。中国恢复了高考，在我生命前景的地平线上，出现新的曙光。35年前，感觉像是昨天，我亦这么走完了大半人生。我没有更早地关注爷爷，他的经历、劳作，他眺望过的海岸、天空。这件事，让我比较伤感。之后，我先去了美国，后来走遍欧亚大陆。终有一天我发现，不少我去过的地方爷爷也去过。我好想问他：80年前，那儿的人是什么表情，和现在是否有很大不同。爷爷一生笔耕，是为了向中国人介绍一种新的学说。按照我的粗浅理解，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核心，是社会制度之形成和变迁。在几十年的游历之后，我想对他说：我也仍然关心社会制度，因为这话题有趣，而且决定许多人的命运。

可是在我看来，制度首先是一种无言、共享的精神能量。比如我的小学课堂，孩子们出自默契，不约而同地立刻晓得要追捧谁、排斥谁、打击谁，靠的完全是集体无意识和近乎动物性的群体本能。又比如我到美国之后，遇到过一位12岁的华裔女孩，她对我说：以后绝不嫁给黄皮肤中国男人，一定嫁白种人。她眨巴着两只大眼睛，那么看着我，没有一丝一毫的矫饰、伪装或者敌意。这才是社会制度，或者说，这才是所谓制度的真实本源。然后才有政治经济学、量化分析、民主或共产主义。

1927年秋天，爷爷坐船，顺长江东下，花几天时间，从武汉慢慢漂到南京、上海。我无法想象，85年前的长江水，它静静的波纹，在清晨或者黄昏的天空下，会是一种什么颜色。或许淡漠、灰暗，可是没丢掉千百年来不变的清澈。泥土、水和天的颜色，渗透于各种社会制度的内核；它藏在女人或孩子的眼神里，在一切人们不经意的细节和背景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