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兆   （第3/4页）

然而，如此剧烈、彻底地摧毁人们早先形成的习惯性依赖，而又不指明新的具体路径，使得人人都无所适从。历史证明，苏联执政集团无力在一种开放宽容的民主语系中维持运作，管理架构、物资流通和镇压机器一并陷入瘫痪。

人们忽然意识到，苏维埃体制宣讲的某些观念碎片，经过篡改、变异，事实上浸透于最后那一两代苏维埃人的内心，比如友爱互助、淡泊功利、对纯科学或纯艺术的敬仰和渴求。这种不太适合市场竞争的集体心态，与当局的僵硬、伪造和虚饰，形成微妙平衡。两者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压迫与被压迫，其实还有复杂暧昧的相互欺骗、恐惧和共谋。

戈尔巴乔夫认为，用突如其来的诚实取代几十年的欺骗，可以建立新的、更为明朗的社会平衡。这种理想化假设在现实的人类政治史里，很难找到成功先例。事实上，改革开放4年之后，戈尔巴乔夫说什么，西方领袖们还听一听，在国内没有人听了。

四

1999年，奥尔嘉嫁到美国犹他州，成为摩门教徒。一年后，伊琳娜悬梁自尽。廖沙娶了日本姑娘，迁到名古屋。原来“自费地质勘探队”的那群朋友，有一两个出国；剩下的，倘若没有因为酗酒、商业纠纷或其他不明原因死掉，基本上穷困潦倒，惨淡度日。

20年后的圣彼得堡，准备建一座50层高的国家石油公司（Gazprom）办公大楼，曾有微弱的抗议声，但迅速被消音了。市中心颇为繁华，游客不断。来来往往，坐在咖啡馆里的，大多是近年迁来的外省新富和他们的情妇女儿们。有足够证据可以表明，对这一部分人来说，生活比过去好太多了。

苏联70年的社会主义，同新中国早期的社会主义，气质上十分不同。深层次的生活观念、文化追求、气质和内涵，不在同一个范围内。新中国早期对“阶级斗争”如此强调，而对“人道主义”如此忽视，反映出内心里对某种生活旋律的厌憎、反感，也许还有嫉妒。生活不允许平静和梦幻，时时强调残忍的现实，持续不断地斗争，消灭对手，还“踩上一只脚”，大手笔“崛起”。

无数人的幸福和生命，在一个大棋盘里，不值半个铜板。两种价值底色的深刻差异，将宣传色彩很重的苏联战争小说，同1966年“文革”前出版的所谓文学作品做个比较，就可一目了然。

1991年的易帜，有无可逆转的内在动力。在今天的俄罗斯，我没遇到一个人将其称为自由解放，除了媒体精英，或漂游逐酷的美国混混儿。另外一群流氓恶棍上台，如此而已。“震荡疗法”、掠夺式私有化所包含的残忍与偏执，与20世纪30年代集体化大饥荒并无实质区别。谁都确信掌握了绝对真理，振振有词地强求他人为自己那套说辞付出几代人的牺牲。

无可否认，苏联政权畏惧批评，非要把所有的异见分子关到集中营里；还有柏林墙，由手持冲锋枪的士兵守着。何至如此？让大伙儿来去自由，走走看看，翻翻黄色杂志，政权就要垮？社会主义就要完蛋？无可避免的结论是：统治者不相信自己标榜的主张具有丝毫真实魅力。一打开门，大伙儿果真全跑了。

要控制一个社会，禁锢人的感情和思想，古老的大一统方式大家都熟悉，不用详细讨论。但有新的方法，无须废黜百家，独尊某种单一的思想。怎么办呢？将一切意识形态、时尚和大众潮流碎片化、相对化、泡沫化，并根据广告效率最优原则，将一切信息语言加诸大众草根，雷人雷语式的脱口秀、咆哮体。这种经营模型，大体上仿照犹太国际传媒或虚拟金融。如同今日圣彼得堡任何一个游客购物中心，里边有文身刺青、女性自慰品、马列旧书、苏维埃革命徽章、格切·瓦拉头像、仿造的藏传佛教唐卡、政客丑闻小报、明星情变回忆、先锋发型介绍。昂首阔步进来观赏的小城愤青，无须担忧被谁剥夺自由。不论他抱有何种颜色的极端观点，从统计概率上看，一个小愤青未来发展的总趋向，是变成购物场内与他人全然雷同面带痴笑的一个正常消费者。在一片无边无际的心灵和语言荒漠上，自由成了一个恶毒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