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兆   

一

那是1998年，我第二次访问圣彼得堡，以前的列宁格勒。

我对新朋友廖沙说，想找过去的持不同政见者，谈谈对苏联的感受。对我的要求，他一脸鄙夷，顾左右而言他。但过了两天，我接到廖沙电话，说约我出去散步。

5月中旬，空气凉爽，小山一样的冰块在河上漂浮。我们从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出发，走过涅瓦河大桥，穿过冬宫后面的小街、铁桥、公园，又钻过几个黑乎乎、墙壁发霉的大院子，就到了弗拉基米尔大街。又高又瘦的廖沙指着一个很难看的哈根达斯冰激凌店对我说，这儿，就是原来的西贡咖啡馆。

见我一脸困惑，廖沙不无同情地解释说，去见你要见的人之前，先了解一些背景。刚才走的路，是一条经典路线。二三十年前，国立大学最棒的姑娘，放学以后都走这条路，来这家咖啡馆。这你都不知道，想跟持不同政见者谈话？行了，快走！我们要迟到了。

那天晚上的聚会，有廖沙、廖沙的姨妈奥尔嘉和她的好朋友伊琳娜。我记得，一直有丁零响的有轨电车，有气无力，在窗外坑洼不平的老街上爬行。

那时我尚未丢弃很愚蠢的优越感，比如觉得自己懂英语、来自西方、有绿卡，对俄罗斯也比现在更加无知。但我已察觉什么地方不对头，似乎原来让我确信不疑的一些东西，其实不过是一个尚未破灭的幻象，而且比较土气。我的生命观和价值观，正在由两头不靠的一条断线，变成随风翻滚的三角风筝。对于天生的悲观主义者而言，这是一次不坏的修改。

伊琳娜告诉我，以前没有谁觉得，到下一代人长大的时候，情况会有不同。在俄罗斯，暴政永恒不变。

“那当时……你们生活快乐吗？”我提了这么一个让自己脸红的愚蠢问题。

多年后，我还能回想起伊琳娜说话的声音，像舞台上的风琴，每个音节、字尾，都留下丰润悦耳的回音。我的俄语浅显粗陋，无法体味和弦一般转换的词格和暗喻。这女人40岁上下，脸色苍白憔悴，白发蓬乱，像个落魄但高傲的歌剧演员。

“我们非常快乐，你无法想象。”她说。

二

那时他们分享某种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上头布置下来与意识形态相关的烦琐事务，只需敷衍应付，没人当真。什么学习会、讨论会等等，浮皮潦草瞎扯一通了事。然后大家有借口怠工逃学，一起出去游逛、喝酒、泡咖啡馆、聊大天。

担任团委书记的奥尔嘉从中学时代就学会了撰写（或抄写）这么一种类型的文字：

共青团的政治使命在意识形态领域首先体现为对青年人坚持不懈的教育，引导他们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对资产阶级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实行毫不妥协的抵制，吸收以苏维埃爱国主义和无产者国际主义精神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共青团基层干部时刻铭记他们肩负的上述任务。

信手拈来，毫不费力。奥尔嘉对伊琳娜说：听着，姑娘，这不是俄语，不是托尔斯泰，这是“党语”，很容易学会的。

在奥尔嘉担任列宁格勒国立大学东方系阿拉伯语专业年级团委书记的年月中（大约1979~1981年），所谓“持不同政见者”群体已经获得相当的公众知名度。大家都知道有那么一种类型，也或多或少晓得那个群体的人喜欢宣讲的观点。然而许多人宣称，他们并不特别欣赏具有很强这类色彩的同学或同事。这绝非出于对当局的忠诚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信仰，只是觉得那些人有点怪，过于较真、钻牛角尖，甚至有不同程度的受迫害狂和偏执狂，有不可告人的虚荣动机（在外国出名）。于是出现了一个新造的形容词——“异议分子腔”（Dissidentnuy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