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故土一拍两散   

一

2003年秋天，默多克先生访问中国。七八天的日程，排得很满。有一项重要活动，是在中央党校做讲演。确切的题目，我已记不太清楚，好像是“文化作为品牌和产业”。讲台下面，几百位老师学生，目光炯炯，神情肃穆；他们对媒体大亨的所有想法，表现出强烈的关注。我正襟危坐于默多克先生身后，担任全程翻译。

连续几天，尾随着默多克先生和儿子詹姆斯一行，在北京城转来转去，拜会官员，接受采访。熟悉翻译行业的朋友们都知道，那些正式会见、午宴晚宴，多是例行客套，其实格外轻松。可是在党校的欢迎式上，我还是差点出了大洋相。

当时，致欢迎词的一位官员，射机关枪一样背出一长串专有词语。无限漫长的两三秒钟，我张口结舌。几百双殷切但严肃的目光，齐刷刷指向默多克先生和我。从那瞬间浸透骨髓的绝望冰水里，我骤然窥见语言的大无奈、大幽默。总而言之，某些概念在任何西方语言中永远找不到对应的词汇，无论我怎样翻译，默多克先生也弄不清所以然。事实验证了我的机智，老先生和听众们脸上没有浮现出错愕的表情。没人在意我对中国政治词典做出的飞跃性篡改。

90年代初，我刚从纽约搬到加州。那时，我的汉语大幅度退化；偶尔用中文写一封信，读起来像70年代的初中生作文。交了一位新朋友，是刚到美国不久的中国作家。有一次，我对他说想回家，回中国，重学汉语，找回被我摔破的那一半灵魂。作家朋友听了，眼睛发直，最后吐出两个字：我操！

吁出一口痰气，他恢复了谆谆教诲的耐心，对我说：“你既然英文这么好，就该全心浸淫于西方文明，回去干什么？你以为那地方出的文学还值得一读吗？”我没读过多少文学，不论中国的还是西方的，自然是哑口无言。

十多年后，我专程赶到北京，坐在台上，协助默多克先生解读符号与文化的相对性。这些热情的听众，将成为未来的部长、省长，甚至总理。不论出于恶作剧还是无可救药的拙劣，翻译能够让垃圾被视为精品，或者把金子混同于垃圾。

过了这么些年，已经萎缩的母语，在我身上死而复生。我终于理解了当年那位作家朋友。他从未学过任何一种外语，因此过分信赖被翻译过的词句。在他的想象中，完美无缺的西方文明，与身边坐着的默多克先生和他的“新闻集团”，早已不再使用同一种语言。

二

遗忘母语是一种奇特的经历。出国以前，有人对我说：别再回来，忘了这地方。那是80年代初，还没谁听说过“南方讲话”和“海归”。有些偏激情绪，传染给敏感青少年，也顺理成章。还有人教我少和中国人来往，只管融入美国人的社会，这样英语提高得快。我就听从这劝告，恰好学校里几乎没有中国学生。没过多久，我就患上了在异国待久的人都熟悉的双面变态：说英语时，我是一副样子，一种神态；偶尔讲汉语，我又成了毫不相干的另一个人。

内心和人格分裂，很不舒服，一点儿都不浪漫，尤其对一个年轻人而言。时间一长，心中生出各种不可理喻的愤怒、焦虑，还有近乎变态的欲望。英语的我蔑视汉语的我，而汉语的我沉湎于羞怯、自闭和莫名的仇恨中。我的朋友多数是白人，他们会问我出国的经历。为了避免难堪的沉默，还有顾左右而言他的羞辱和尴尬，我编造各式各样的缩写版本。时间一长，自己都忘了哪种版本更贴近真实。

慢慢地，在我能记起的日期或事件，同与之相伴随的各种感情之间，隔开了一道又黑又深、无法填平的沟壑。我可以谈起某件事、某个人，比如我少年时代的挚友，或者喜欢过的女孩，以及第一次性爱；或者写检讨，被留级、开除，还有许多我永远无法面对和消除的耻辱。当我说起或想起那些事，好像那是另一个人的事。与我同名的那个倒霉年轻人存在于过去，他的感觉或欲望我无法理解，他与我毫不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