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兆   （第2/4页）

不可思议的是，具有“异议分子腔”的同学或同事，居然和“靠拢党的积极分子”被排到同一类型，总之是夸夸其谈，喜欢争论，说些四六不靠、让大家觉得难堪的扫兴话，因而不再被接纳为“自己人”的一分子。

在西贡咖啡馆的常客中，有探头探脑的克格勃暗探，也有满脸严肃的异议分子，但多数基本是一脸顽皮的“自己人”。他们之间逐渐形成几个界限模糊、关系亲密、几乎每日相聚的“小组”，根据不同的兴趣排列组合，比如探讨文学、自费地质勘探、理论物理或白银时代诗歌。这些男孩女孩大多出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革命”、“斯大林”、“大清洗”等等，对他们来说，是上一代人的事。这些孩子习惯的社会是停滞、安宁的，经济由国家垄断，追求物质显得可笑，而且无望。好几位物理学博士争抢看锅炉房的职位，原因是轻松、报酬不低，而且每周只需工作两个通宵。

这与正统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一种幽默、纤细、包含危险与冷嘲的共生关系。谎言是永久的，自由亦是永久的。买房是谁也没听说过的事，因为房子是分配的。稳定职业（未必理想）和固定收入，是国家对公民的许诺。每天和朋友在一起，成群结队出去拜访某位被当局打入另册的前朝遗民，交流一些地下杂志，对过分严肃的一切意识形态（哪怕是挑战当局）保持距离与冷漠，这是大伙儿共同的生活信条。这里面，包括共青团干部奥尔嘉和摇滚乐爱好者伊琳娜。因为西贡咖啡馆，她们成为一生的好友。

那段日子一直持续到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第二年。

三

戈尔巴乔夫说，苏联人民是最有教养、有文化的人民。原来的模式主要不是在经济上失败，而是从文化道德上破产。人民拒绝这个制度，因为它不尊重人，压迫、践踏人民的权利、自尊和人格。

他说得很对，但也有相当数量的事例表明，有一大部分苏联人民，也包括不少肚子里有些墨水、趣味比较高雅的青年男女，事实上接受了这个建筑在尸骨和谎言基础上的强横制度，并勉强建立和维持了一种单纯、质朴、草根性的小群体价值观。两三代人过惯了慵懒平稳但是缺乏奢侈品的安静生活。他们有自己的亲情、爱情、喜好、歌曲、戏剧、笑话，深谙钻空子、偷懒或投机倒把的邪门歪道；他们像生活在任何一个国家的青年一样，秋天去树林子里野餐，春天去野外采蘑菇。统治者的那些什么党代会，那些又长又臭的讲话，对他们来说分外遥远，不过是喜剧化的空洞仪式。只有美国白宫的智囊、孤悬海外的异见分子，或身边一两个神经有毛病的傻帽，才会天天关注和揣摩那些电视上演出的仪式、让人昏昏欲睡的措辞，以及模样大同小异的常委们在主席台上的先后排列。

人民畏惧、蔑视、尽可能躲避，却也习惯并严重依赖这个蛛网般严密的庞大体制。他们学会最大限度地争抢并占有体制给予人民的各种许诺：免费住房、免费教育，不需要发愁的工作，需要排长队领取的优质香肠、咸鱼和奶酪。一般来说，他们的生活并不像索尔仁尼琴小说里描述的那样悲壮、凄惨，他们也并不似美国“冷战”评论家们所暗示的那样，殷切渴望多党选举或投票自由。

1987年，由戈尔巴乔夫推动的大改革自上而下进行。一开始大伙儿恍然不知所措，根本没有主动要求。戈尔巴乔夫一再讲：我们不能再这么生活下去了！他似乎确信，道义上真诚、公正，意味着在政治上也行得通。他这么想，可能因为在内心深处，一度认为“十月革命”和列宁总归包含着某种高尚和正义。一开始，改革的基本诉求是回归列宁——“把道理讲清楚，人民会原谅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