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1963~1975年 4

只要闭上眼，安德鲁就能想象自己是在孩子们的学校里开家长与老师的联席会议上，或者是在某家生产螺帽、螺栓的工业公司的董事会上，进行着常务表决。

他耳边陆续传来别人的言语。

“我们能不能对这件事做出决议？”

“主席先生，我提议……”

“有没有人附议？”

“……附议。”

“……有人提议……也得到附议。同意这项决议的请……”

“同意”之声宛如合唱。

“有人反对吗？”

无人应答。

“……宣布决议获得通过。全体一致同意，中止诺亚·汤森医生在医院里的一切职务……”

难道事情真的就这样完了吗？为这最惨烈的悲剧伴奏的，竟然是这平淡无奇、一本正经的小调合唱。对一个曾经鞠躬尽瘁的人，这些话标志着他毕生事业突然的、可悲的结束。难道只能是以这些卑劣、伪善的话来做结束吗？

安德鲁泪流满面，也没感到有什么不妥。他知道，医院董事会这些围坐在桌边的人都看着他，他也没想过去擦掉眼泪。

“乔丹医生，”医务执行委员会主席体谅地说，“请相信，我们所有人都和你一样痛心。诺亚过去是，现在仍旧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同事。我们对你所做的事很敬佩，也知道这不容易。我们刚刚的决定也同样不容易，不过同样也必须这样做。”

安德鲁说不出话，只是点点头。

这位主席是埃兹拉·古尔德医生，一位神经病学专家，也是内科主任，三年前接替了诺亚·汤森的职位。古尔德是一个矮个子，说话声音细小，但是性格沉稳、坚强，在圣比德医院非常受人尊重。执行委员会的其他人是来自各科的主任——外科、妇产科、病理科、儿科、放射科以及其他科室。安德鲁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非常熟悉。他们是正派、通情达理又敏锐的人，在安德鲁看来，他们今天的行动也未免拖得太久了，尽管他们是在做一件必须做的事。

“主席先生，”伦纳德·斯威廷说，“我要向执行委员会报告：我事先估计到委员会的决议，所以准备好了一份通知，会马上发放到全院——各护士站，住院处，药房等。在通知里，我已经自作主张把汤森医生中止工作解释为‘由于健康上的原因’。我觉得这样说比具体点明要更周全一点儿。大家同意吗？”

古尔德探询地看了其他人一眼，大家喃喃低语表示赞同。

“同意。”古尔德说。

“我还想建议，”管理主任继续说，“刚才这里通过决议的细节，在外面最好尽可能少说。”

当这些被匆忙召集起来的主任医生们知道会议的议题时，都惊呆了，感到错愕不已。会议的进程由伦纳德·斯威廷有条不紊地引导着。开会之前，斯威廷赶紧给医院的董事长弗格斯·麦克奈尔——他是在莫里斯敦从业的高级律师——打了一个电话。电话是当着安德鲁的面打的，尽管他只听得见这边的话，但是从听筒里传来的声音中，安德鲁真切地听到了董事长最后着重强调的一句话：“要保护医院。”

“我一定尽力而为。”管理主任是这么回答的。然后，他就走进隔壁的董事会议室，关上身后的门，把安德鲁一个人留在那里。几分钟后，门才打开，安德鲁被叫了进去。

围坐在会议桌旁的人表情都很严肃。

“乔丹医生，”委员会主席古尔德医生说，“刚刚有人告诉我们你指控的性质了。请把你知道的情况都告诉我们。”

安德鲁把之前对主任讲的话又重复了一遍，不时看看自己写的提要。等他讲完，有人提了几个问题，又讨论了几句。接着，斯威廷拿出已故的怀拉兹克的病历档案、住院登记表让大家传阅，大家一看到那些不证自明的记录，就悲戚地摇起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