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部(第2/12页)

早晨,他们给我们送来了早餐;室外灰蒙蒙的,雾气朦胧,威廉·布莱克笔下的烟囱里冒着煤烟,丽莲说:“宝贝,再来一次,然后我要为今晚的生意做准备。”完事后,我告别了她,付了房钱,去小旅馆或宾馆有壁炉的阅览室抽烟休息。在那里,一位身穿花呢外套又高又胖的英国人正抽着一个大烟斗,对着一位身穿花呢套装的干瘪丑老太说话,声音洪亮真诚,但有点夸张,他们用柴郡 [10] 杯(不管它们是什么茶杯)喝茶。壁炉里火呼呼地烧得很旺,像那个英国胖绅士的眼睛一样闪着亮光,发出噼啪响声。据我看来,他们戒心重重,实在不想别人干扰英国。我想跟那个男士交谈,可我害怕那家伙,他让我想起毕林普上校 [11] ,手里拿着鞭子,神气活现,高傲自大;但是,你知道,我也知道,如果我真的与他交谈了,将会发生什么事情:苏格兰威士忌,酗酒,满城乱转。在那些岁月里,美国人对亲爱的古老的英格兰有一种天真幼稚的敬畏感。今天,我已经没了对英格兰的敬畏,因为他们太努力尝试变成跟“我们”一样。这是真的。这不是剑桥的谎言。

早晨,我和几个美国飞行员在皮卡迪利广场的啤酒吧里喝了几杯冰啤酒,这里的酒吧冰镇啤酒,以符合美国人的口味。我在四处转了一圈,一次空袭中甚至还在一个公园里小睡了一会儿;随后,我得摸索着回针线街去,因为丽莲或者什么事或者什么人拿走了我大部分的钱,我认为可能在皮卡迪利广场黑咕隆咚的情况下,钱从我的口袋里掉出来了。我去向一家美国船运公司办事处借钱买火车票回利物浦。有个老头带着一把雨伞,戴着一顶卷边毡帽,他走到我面前,拍拍我的肩膀傲慢地说:“我说,去针线街走哪条路?”怎么,这里是该死的英格兰银行街,对吗?总之,我拿到了钱,上了火车,回到利物浦时已是深更半夜,当我试图走回码头我的轮船那儿时,我在河边附近的纪念碑处遇见了另一个丽莲模样的妓女,她说:“嗨,宝贝儿!”就像我在故事前面说过的那样,站着倚靠在纪念碑上。可是,在我回船的路上(我认识路),又有一次空袭灯火管制,你认为我会有一点点害怕那些德国人可能投来的炸弹吗?老天作证,我绝不害怕!在码头区那些卵石铺成的街道正中心,我一手攥着从针线街借来的钱,另一只手拿着一块他妈的大卵石,我像加拿大印第安人那样蹑手蹑脚地走着,因为在灯火管制的黑夜里,我能听见他们躲在那些门道里的呼吸声:恶棍暴徒,行凶抢劫犯,他们引发了柏油马路上的殴斗,而且他们不付房租。

就在我们准备起锚远航布鲁克林前的最后一个早晨,我构想出了《杜洛兹传奇》,那是个灰蒙蒙下着雨的早晨,我坐在水手长办公室的打字机前,我想他正在最后一次酗酒,我看到了这一点:用毕生精力写出我亲眼目睹的事情,用我自己的语言来叙述,用我决定的风格来写,不管是二十一岁还是三四十岁,或者岁数更大一些的时候,把我的见闻汇集在一起,作为当代历史的见证,供未来研究,让后代看看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人们当时的真实思想是什么。

很自然,我没被选中代表洛厄尔高中毕业生发表告别演说是件好事,我从另一所学校毕业了。

于是,我们起锚远航,越过爱尔兰海,此时遇上了风暴,就像乔伊斯所说,风暴汹涌蛮横,请上帝帮助我。随后,我们再次绕过苏格兰海湾,驶入大西洋,我们与大不列颠之间没有任何阻隔的东西,只有收音机里BBC微弱的播音。

一场巨大的风暴迎面袭来,“嘶嘶”,潜水艇在攻击,巨浪猛烈撞击着“乔治·威姆斯”号的船舷,撞击力如此之大,我们不知道该如何放下我们的救生船。现在,我们卸掉了炸弹,船轻了,在海面上上下来回颠簸;可是,如果船上那可怜的、几乎像人类一样脆弱的舱壁被击中,或者威力强大的德国鱼雷进入船体内,将船击沉的话,我们不可能幸存下来,我们这些人就会像上下漂动的软木塞,终将被冻死(在我们航道遥远的北方);所以,我们只能闷闷不乐地坐在厨房里,所有的舱面水手和乘务员都在那里,穿着救生带,呷着咖啡,玩着跳棋,煮着可可茶,黑人二厨穿上一件多余的救生衣,高声喊道:“好吧,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反正我要出舱了,”说完他独自奔上了甲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