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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打橄榄球的人都知道,最优秀的橄榄球运动员来自沙地球场。比如约翰尼·尤尼塔斯 [7] ,他甚至没进过高中;还有棒球运动中的贝比·鲁斯 [8] 。我们从早期沙地球场练球比赛,发展到进军北部联赛,与以希腊字母命名的校队(北部联盟黑豹队)进行一些令人生畏的血战。很自然,像利奥·布瓦洛那样的加拿大人(此时在我队里)与像苏格拉底·楚利亚斯那样的希腊人正面对阵,那将鲜血飞溅。我亲爱的,那些星期六的早晨,鲜血会像在古希腊时代的战斗中一样飞溅。想象一下吧,普特西·克利阿卡罗洛波洛斯试图绕过艾迪博伊或者越过疯牛似冲锋陷阵的阿尔·迪迪埃,在那个尘土飞扬的疯狂球场上顺利推进!这是加拿大人对阵希腊人。最有意思的是,这两个球队后来都成为洛厄尔高中橄榄球队的核心。想象一下吧,我要试图冲过俄瑞斯忒斯·格林格斯或者他的弟弟忒勒玛科斯·格林格斯的防守!想象一下吧,克里斯蒂·凯拉基斯试图越过高个阿尔·罗伯茨的手指传球!后来,这些沙地球场的比赛打得那么残酷,星期六早晨我都害怕起床去球场露面。有些比赛在巴特利特初级中学的球场上进行,我们这些小孩悉数到场;有些比赛在德雷克特球场进行,有些在圣丽塔教堂附近的奶牛场进行。还有其他一些来自塞勒姆大街四周的几支比较野蛮的加拿大人球队,他们从不与我们联系,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通过报纸的体育版联络赛事;否则,我想如果他们的球队联合我们的球队,联合城镇周围其他希腊人球队或者甚至波兰人球队或者爱尔兰人球队……啊,我的天哪,换言之,用“古希腊时代的战斗”来形容都不算贴切。

不过,这就当作我在那里学打橄榄球的一个例子吧。因为我想上大学,但不知何种原因,我知道父亲根本付不起学费,结果后来证明家境确实如此。而我呢,一心只想最终能踏进校园,在校园的某个角落抽上一袋烟,身上穿着领尖钉有纽扣的套衫,像宾·克罗斯比 [9] 那样,在月光下,沿着古老的公牛路,对着女生唱起小夜曲,就像大学生联谊会里传出母校校歌的旋律。这是我们的梦想,在里亚尔图剧院看戏和看电影的过程中慢慢编织起来的梦想。再遥远一些的梦想就是大学毕业,成为保险公司的一名大推销员,戴着灰色毡帽,拎着公文包,在芝加哥下了火车,在月台上在大城市嘈杂喧闹的烟雾和煤烟中兴奋激动地拥抱白肤金发碧眼的妻子。你可以想象一下,这种情况放在今天会是个什么样子?空气污染和其他污染、行政管理人员的腐败、《时代周刊》的广告,还有如今我们高速公路上汽车呼啸疾驰,数以百万计,沿着环形交通枢纽,进进出出,驶向各个方向,从精神愉悦的一种腐败驶向另一种腐败?随后,我想象自己,大学毕业生,保险业成功人士,在有镶板的别墅里与妻子白头偕老,屋子墙上挂着我在拉布拉多半岛狩猎时成功猎获的一个个驼鹿头,白发苍苍的我从酒柜里取出波旁威士忌,细细品味,我为儿子祝福,接着又一次心脏病大发作(就像现在这样,看来又要心脏病发了)。

当我们在尘土飞扬鲜血飞溅的赛场里尖叫着猛烈冲撞,我们甚至连想都没想到我们都会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中的一些人阵亡,一些人负伤,剩余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天真无邪的梦想追求几乎丧失殆尽。

我不愿细说我在洛厄尔高中第三年的情形,那时候年纪太小或者资历尚浅的男生不能经常上场比赛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塔姆·基廷教练不让我上场,是因为当时我只有十五岁,他认定我是个二年级学生,要把我“保留”到三四年级再派用场。另外,梅里马克 [10] 这个地方还有点风气不正,因为在练球混战时,他使劲训练我,我也的确表现不俗,得了许多不易获得的比分,而且在任何一场正式比赛中都可能有同样出色的表现;或者政治被卷入了其中,我父亲对以上种种情况都不赞成,因为他过于诚实,一九三年前后,洛厄尔市名人委员会前来询问他是否愿意竞选市长,他回答说:“当然愿意,我要竞选市长,不过如果获胜,我一定要把所有的坏蛋骗子统统赶出洛厄尔,到那时,洛厄尔城里就会一个人也不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