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第3/9页）

我父亲就在边线上，亲眼目睹了这一情况，他一口口猛抽雪茄烟，来回踱步，气得脸红耳赤。（为了简单说明情况，我要像这样写一写。）三次进攻成死球，我们不得不踢悬空球，踢球时，大孩子队确保球门线的安全队员往回跑了几码，这是他们第一次死球。我跟比索内说了我被压在人堆下时挨揍的事。他们赢了第一场，大孩子队里有人从地上爬起来时流鼻血了。每个球员都疯了。

第二场，哈尔马洛中场得球，在他的左边锋位置开始轻松顺利前进，他长腿瘦高个，在阻击队员很好的掩护下，以为他能一路顺畅，甩掉这些球场新手。我猫着腰奔跑，渐渐赶了上去，我的身姿那么低，掩护他的队员在拼命阻击时，以为我跌倒跪在了地上，他们散开了些，去攻击我们队的其他队员，为哈尔马洛开辟道路。我突然穿过那个缺口，对准他的膝盖，迎面扑去，撞得他仰面朝天往后倒退了十码，橄榄球也落到了场外地区，他一下晕了过去。

他失去了知觉，被抬下球场。

我父亲高声呐喊：“哈哈哈，谁叫你揍十三岁的孩子，mon maudi crève faim！”（句子最后一部分是用加拿大法语说的，大概意思是，你这个该死的缺德鬼 。）

二

我忘了那场球赛的比分，我想我们赢了；即便我到波塔基特维尔社交俱乐部去弄个明白，我想不会有人记得，当然也知道每个人都会说谎。我之所以深感苦涩，正如我所说的，如今“感到极其痛苦”，或者说理由之一，就是每个人都开始说谎了，因为他们说谎，所以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我也说谎；他们忽视了这样的事实：我对许多事情的记忆极佳（当然，我也会忘记一些事情，比如那场球赛的比分），不过，我认为说谎是一种罪孽，除非因记忆欠佳而无意中说谎；当然，作假证，冒充亲眼目睹者是一种滔天罪行；不过，我的意思是，说谎在当今世界上如此盛行（除其他原因外，应该要感谢马克思辩证法的宣传和第三国际的手法），以至于当一个人说了真话，每个人朝镜子里看，看到的却是个说谎的人，于是就认为说实话的人也在说谎。（辩证唯物主义和第三国际的手法是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的原创性手法，也就是说，如果你站在吹牛大王 [5] 这一边，你就有权利说谎。）于是就有了那种可怕的新说法：“你在骗我 。”我的名字叫杰克（“杜洛兹”）·凯鲁亚克，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二日我出生在马萨诸塞州洛厄尔卢派因路九号。“啊，你在骗我 。”我写了这本《杜洛兹的虚荣》。“啊，你在骗我。”这就像那个女人，老婆，不久前她给我写了一封信，其中写到，请听这个：

“你不是杰克·凯鲁亚克。不存在什么杰克·凯鲁亚克。他甚至还没有写过书。”

这些书只是突然出现在计算机上，她也许在想，疯狂的戴眼镜的自以为大有学问的社会学家把它们编入了程序，给它们输入了混乱的信息数据，于是计算机就输出完整的手稿，隔行打印，清清楚楚，出版商只要照样印刷、装订、发行，裹个封面、印上广告语即可；于是，这个不存在的“杰克·凯鲁亚克”不仅可以从日本收到两美元的版税支票，而且还可以收到这个女人的来信。

现在，大卫·休谟 [6] 是个大哲学家，从永恒的意义上来说，佛陀是对的，可是这有点扯远了。的确，我的躯体只不过是电磁引力场，就像远处那张餐桌，此话一点不假；的确，从像慧能那样的达摩法师这个意义上来说，思想真的不存在；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因为一个白痴的无知，这个不是“他”的“他”又是谁呢？

三

我甚至还没有开始发牢骚呢；不过别担心，我不会喋喋不休的。我在这里发的牢骚是有关那个事实：哈尔马洛（或者不管他的真实姓名叫什么）骂我“杜洛兹的狗崽子”，这是亵渎上帝的，他还偷偷打我嘴巴。可是，如今没人会相信这种说法。如今没人会双手插在口袋里吹着口哨穿越田野或者甚至大摇大摆地走在人行道上。在忘记发牢骚之前很久，我吸毒，甚至逐渐相信，正如报纸照片里那些吸食强烈迷幻剂的人，他们坐在公园里，痴迷地凝视着天空，显耀他们多么销魂快乐，而实际上他们只是受害者，因为血管和大脑神经瞬间收缩而产生对外界必然事物感觉闭合（一种关闭）的幻觉，以为我根本不是杰克·凯鲁亚克，我的出生记录、我家人的出生记录和血统记录、我所拥有的剪报上有关我的运动记录、我自己的笔记本和所出版的书籍，根本都不是真的，全都是谎言；我自己在夜间睡梦中所做的梦根本都不是真的，而是我醒着时候的臆想；我不是“现在的我”，我只是寄居于某人身躯里的一个暗探，假装我是头大象，穿越伊斯坦布尔，后面跟着许多当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