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第6/9页）

于是，我开始了那年第一场球赛，与“格林菲尔德高中”（这是我谈到的记录，整整一年的记录）（一场一场地谈）对阵，两次持球触地得分被宣布无效，整场球赛中实际七次十码进攻，五次有效。每次进攻平均推进约十码，有一次推进了二十码，离持球触地得分仅几英寸，凯拉基斯赢得了持球过线得分的殊荣（他是个叫号队员 [12] ）。

该赛季的第二场球赛，尽管我在第一场球赛中表现出色，但是梅内拉科斯（梅尼）的踝关节已经痊愈，在马萨诸塞州西部加德纳高中的比赛中，他开始取代我的位置，我只能在最后两分钟上场，只两次持球，但每次都第一次进攻受阻，各推进十二和十三码，撞得鼻子流血，球赛结束后，吃了些“谢尔城”冰淇淋（加德纳生产的）。

（洛厄尔轻而易举赢了那头两场球赛。）

第三场一开始，我甚至没上场，只在最后半场才被派上场，与“伍斯特古典”队对阵；我截获对方踢的悬空球后，持球穿越整个球队奔跑六十四码触地得分；随后撞倒对方两次试图持球触地得分，每次大约二十五码；持球仅七次，每次平均推进二十码六。这是报纸报道的记录。（洛厄尔也赢了那场球。）

不过，洛厄尔的“严重考验”来了，那是与“曼彻斯特”队对阵，即便在那时，我也不是个大英雄般的“一开始就上场的队员”，而是坐冷板凳；不过此时看台上学校的孩子们开始反复呼喊“我们要杜洛兹！我们要杜洛兹！”你弄得懂或者说得清他们为啥那样呼喊吗？我只能坐在板凳上，眼看那些差劲队员趾高气扬，奔跑跳跃，皮埃特利卡小腿扭伤，在别人搀扶下一瘸一拐走出场地时，没忘记英雄般地脱去防护帽，以便让每个观众看清他悲壮的头发在秋天的微风里飘动。作为一个猛打猛冲的进攻后卫，他确实奋力开路，胖乎乎的像头老奶牛，但是如果没有比尔·德芒斯为他在前面坚定不移地默默阻截，他不可能及时到达争球线打开缺口。不管曼彻斯特队如何自吹自擂，如何被人过高评价，洛厄尔高中还是以二十比零赢了比赛，我只是在最后一刻才被允许持球一次，四分卫叫号队员要求边线佯攻，而我却想一竿子到底，于是，我被众人阻截压在底下，“我们要杜洛兹”的呼喊声消失了，一分钟或不到一分钟后球赛结束了。

我承认，在那场球赛里（二十比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们都不需要我；可是，第五场我一开始也没上场，只被允许打四分之一场，在这期间，我三次持球触地得分，一次被宣布无效，这场球赛我们与基思私立中学对阵，我们四十三比零取胜。不过，这很容易理解，如果你懂橄榄球的话，无论是刚懂还是以前就懂，此时波士顿学院弗朗西斯·费伊的团队正在暗地里悄悄地观察我，他们已经准备去圣母大学执教了，换言之，我已经逐渐受到美国橄榄球最高阶层的关注，更有甚者，波士顿《先驱报》 [13] 在那周的体育版发了一则大标题新闻，放在头条，标题是“杜洛兹是洛厄尔第十一高级中学的第十二人”，不管你如何分析，这条新闻都很奇怪。即便我自己十六岁，思想天真纯朴，我也在暗自怀疑一定是哪里出了差错，我不能（或者不会）完全相信我父亲偏袒的断言。有时，塔姆·基廷教练似乎用一种冷淡俗气遗憾的目光看我，我觉得，尽管他对我明显的爆发力熟视无睹，但他已经没法阻止橄榄球高层对我的关注。到了此时，我父亲已经火大了。有位体育新闻记者名叫乔·卡拉汉，弗朗西斯·费伊任教期间，他成了圣母大学的公关部主任，随后成了美国橄榄球联盟“波士顿爱国者” [14] 队的主席；他开始在他的体育专栏里暗中赞誉我“数据不会说谎”。甚至有位憎恨我父亲的不友好的体育新闻记者也写我“看上去”像个橄榄球运动员。这难道不叫人高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