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多的幸福（第2/6页）

我们与奥赖利医生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1月1日。我想不起那天我们都说了些什么，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第二天，我和母亲一起吃午饭，其实只有我在吃，母亲坐在一边看着我。她的体重已经降到四十公斤以下了，虽然仍在努力进食，但除了几口食物，一点汤，她再也吃不下任何东西。

下个星期，我本应飞到旧金山出差几天，但我根本不知道是否要去。去旧金山的原因是，我要去矽谷的砂山道与一些投机资本家见面，看看我是否能说服其中一位为我的冒险事业投资。烹饪网站运营得不错，但我们急需现金。母亲坚定地劝说我去出差，让我不用担心她，说她感觉好一点了。

那天，我们聊了家人、计划，以及嫂子即将要开的绘画展览。印度第二首富请南茜画一副巨大的壁画，放在他们在孟买的世界上最高的私人房屋的舞厅里。南茜想在壁画装船运出之前，在工作室里为家人以及几个朋友展示一下。母亲不想错过这个展览，我也不想，于是准备及时飞回来看。妮娜几天后会来看母亲，这样她也可能赶上展览。我和母亲讨论着南茜的展览以及其他事情，就像一个普通的家庭日，不谈文学或者忧郁，只谈后勤的事宜，好像母亲是负责展览的调度中心，指挥家里人往返来去。她仍然在计划着未来，我也从她那里得到了线索。她想要谈谈她感觉怎么样吗？今天不用，因为她想要做计划。

她甚至都计划好了要读的书。我把普莱斯的书带在飞机上，母亲已经快看完了；她想在我离开的时候看门罗的书，然后再把它借给我看。

那个星期一是劳动节，我飞去了旧金山，住在大学时期的老朋友家里。我根本不知道会累成那样，尤其是第一个晚上。我在他的客厅里一边看书，一边打瞌睡，听着他的魔鬼立体声音响。第二天，我给母亲打电话，她只说了几分钟就挂断了，她感觉不太舒服。

我看完了雷诺兹·普莱斯的五十二个短篇故事。普莱斯描述了自己不同寻常的童年，回想自己是一个穿着西部牛仔服，拿着秀兰·邓波儿洋娃娃的男孩。他描写了英国，以及母亲热爱的50年代，那时候的“专业剧院非常精彩，而且票价低廉得可笑”。书中还有对教师们令人动容的赞颂。他写到自己对于准时的偏执，以及对不准时的人们疯狂的担忧（已经变得让他恼怒了）。他通过一般的主题来反映世界，写疾病，像艾滋病带来的损毁和悲伤，坐在轮椅上的人，还有死亡。“在我们所处的美国历史上的这个阶段，死亡几乎成为最后一件污秽的事情。你是否注意到，许多人拒绝说‘某人死了’，而是说‘某人去世了’。尽管在最先进的设备下，死亡已经成为一个无菌过程，随之而来的是收缩包装，然后是快速运输。去哪儿？其他地方。简单说，死亡是我们不愿公开讨论的话题。”这一页被母亲折了角。

我与创投公司的第一天会面并不愉快。我从一个满是书本的世界里来，这对我是个大大的减分。这就好像走进波音公司面试，却带着一份满是与马和马车有关的工作简历一样。那天下午，我又给母亲打电话，我们快速地聊了一下。她听起来没有任何好转，但她告诉我，已经好些了。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不好，很早就醒来了，赶去开会。我给母亲打电话的时候，她的声音里有明显的痛苦，只说了几分钟的话。她想知道我的会开得怎样，说无论如何，都不可以提前飞回来。我还有两天的会议。当我在那天晚些时候再打电话给母亲时，她说她已经停止进食了。我取消了所有会议，直接赶去机场坐红眼航班飞回了家。

当你害怕你爱的人死去，飞奔着要去见他时，没有任何地方比午夜机场更让人感觉孤独的了。我喝了两杯苏格兰威士忌，吃了一片安眠药，醒来的时候已经到了纽约。我打了出租车，直接去父母的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