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多的幸福

八月的最后一周,母亲不用看医生门诊,所以读书会可以在父母家里举办,而父亲在办公室。

八月末的一天,我过去帮母亲做点事。做完之后,我坐在母亲身边的沙发上,开始准备看书。首先,我得帮母亲找到她看书用的眼镜,她不知道放在哪里了。她总是用廉价药房出售的眼镜,母亲去世后,道格、妮娜和我在公寓整理她的眼镜,一共找到了二十七副,它们散放在各处:垫子上、小柜子里、抽屉里、口袋里、花瓶后面和书架后面。每次找不到眼镜的时候,她都会再买一副。

今天,我找到了一副。她很兴奋地要看《斯必迪汽车厂奇案》,那是亚历山大·麦考尔·史密斯《第一女子侦探社》系列的新悬念故事。母亲很快找出她要给我看的一段,然后递给我,手指着那个段落:

“马库茨(拉莫茨维小姐的秘书)关于村庄的想法是对的,哪怕是那些比较大的村庄,像莫丘迪。那是拉莫茨维小姐出生的地方。这些地方仍旧太过亲近,所以无法用足够粗暴的语言来描述。如果有人写了封信,收信地址是‘博茨瓦纳,莫丘迪,那个戴帽子的男人收。他是个矿工,很懂牲畜’。那么毫无疑问这封信会准确无误地送到她父亲的手里。”

这段话让我忍不住微笑起来。我知道在我读它的时候,母亲在观察我的脸,等待我露出喜欢的表情。但这还不够,我们需要讨论这本书。

“太好了。”我说,“真的让人感觉,你知道那个地方。这是非常棒的描述。”

“我在非洲的时候,去过许许多多像这样的村庄。”母亲说,“他描写的一点没错。”

我看着母亲的时候,没有把她当作一个病人,但也没有当作是我的母亲。我们一起读了很多的书,一起在医生办公室度过了很多的时光;我感觉我遇到的是一个有点不同的人,一个全新的人,一个思想有点古怪但非常有趣的人。我会深切地思念我的母亲,也会同样思念这个全新的人,思念这个逐渐深入了解她的过程。

那天,母亲还给我看了另外一件东西。而在我离开之前,她告诉了我另外一件事。我朋友在喀布尔拍的视频有了一个新的剪辑版本。视频以一托盘的书被放进汽车后备箱开始,而这辆汽车顶上捆绑着一个松木的书架,然后汽车驶入喀布尔边界。镜头里一群阿富汗女孩愉快地看着书,互相指出书中的段落;她们对站在一旁的南茜·哈奇·杜普利露出开心的笑容。她们真的在看书,是真正的书。这六千名学生只有五百本书,但以前一本都没有。

母亲想要告诉我的另外一件事儿是:

“在我走后,绝对不能把我积攒的飞行里程浪费掉。我会给你我的密码。达美航空的给你;英国航空的给你哥哥;美国航空的给你妹妹。”

月底,我们为父亲的八十二岁生日举办了一个小型的晚餐派对。我出门的时候,母亲叫住了我,要我记得打电话给她的一个学生,那个学生搬去了纽约,希望得到一些工作上的建议。我说我记得。然后她带着一种恶作剧的笑容,小声地对我说了句悄悄话:“一个朋友给了我一些草本植物,为了帮我恢复食欲。我按她说的泡了茶,但我不喜欢喝,并且再也不打算喝了。”

我愣了一会儿,才明白母亲说的是大麻。我们偶尔会逗她和父亲。他们是60年代在剑桥认识的人里面,唯一两个从来没有尝过大麻的进步民主党人。有一次,我问她为什么从来没有吸过大麻,她说是因为从来没有人给过她大麻。我很难相信这是真的。

现在我们看完了厄普代克、《大机器》,还有麦考尔·史密斯的书(好吧,母亲看完了,我还没看完),是时候选一本新书了。

两本书备选:雷诺兹·普莱斯的《心灵盛筵》,美国著名小说家的短篇选集,从1995年起,就被国家公共广播频道播放;还有爱丽丝·门罗的新故事选集《太多的幸福》。当时这本书刚刚在英国出版,还没有美国版本;母亲的一个朋友帮她买了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