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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希望我只挑高层人士,并且限制蓝鸟只能给两国之间的情报委员会看啰?只有大头们可以过目,职员和助手都请避开,你要告诉我的是不是这个?”

“如果你认为我们可以覆水重收的话,是的。”

克莱福假装在忖度此举的得失,但我知道,奈德也知道,克莱福所考虑的根本就不是得失问题。他所考虑的,是谁赞同什么事情,谁又不赞同,然后他再衡量一下该站在谁的一边。

“第一,我刚才所讲的这些高尚绅士里,没有一位有能力不借着专家的指引,就能够将蓝鸟的所有资料给理出个头绪来。”克莱福恢复了他不带一丝火气的声音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若不要让他们拿着这份资料在那儿蛮干,就得允许他们把这些人给加进来,并且甘冒我们可能会付出的代价。至于防御情报小组,他们的海军、陆军、空军、白宫评估人员等,也都是一样。”

“这是那个罗素·薛里顿讲的,还是你讲的?”奈德问道。

“我们怎么能够在把那么一大堆复杂的资料给他们看的同时,却要求他们不要征召他们的科学小组来参与其中?”克莱福仍然坚持着他的观点,并且干净利落地就想把奈德的问题敷衍过去。“如果蓝鸟所讲的是真的,那么,他们就需要尽他们所能地去帮助了。”

“如果!”奈德回嘴道,口气里带着愠怒,“如果蓝鸟所讲的是真的,我的天哪!克莱福啊!你比他们更差劲。你要知道,有二百四十个人在那张表上,他们每个人都有太太、有一个情妇和十五个最要好的朋友。”

“第二,”就在我们都已经忘了还有个第一的时候,克莱福继续说道,“这不是我们的情报机构所能处理的事情;要处理,也得靠兰利的。”他在奈德还没来得及插嘴进来的时候,就把头一转,朝着我说了下去,“帕尔弗莱,你说我说的话有没有道理?我们和美国人订的合约里,是不是有规定我们得把所有的战略资料先给兰利过目?”

“在战略资料上,我们是得完全依赖兰利的,”我承认的确是有这么回事,“他给我们他们想要我们知道的资料,而相对的,我们得把我们所发现的一切让他们知道。这种事情不会有太多次,但条约上就是这么规定的。”

克莱福细心听完,并且表示我说得没错。他在冷漠中带着一种异乎寻常的野蛮,让我觉得奇怪。如果他还有良心,我也要说他的良心不会太好过。他这一整天都在美国大使馆中干些什么?他究竟拿了些什么东西给什么人?为什么要给他们?

“在我们这个单位里,很多人都误解了一点,”克莱福又继续说道,这一次,他是直接对着奈德说,“他们以为我们和美国人是在同一条船上。其实不然,特别是在谈到战略的时候,我们和他们并不是在同一条船上。在我们国内,还没有任何一个战略分析家能够和美国的战略分析家相提并论。我们是一条小船,一条毫不起眼的小船,而他们是伊丽莎白女王号。我们没有资格告诉他们该如何驾驶他们的船。”

就当我们被克莱福振振有词的说法给震慑住的时候,他的热线电话响了。他迫不及待地跑去接,因为他总是喜欢在下属面前接听热线电话。不过,他运气不好,是布拉克打来找奈德的。

卡佳刚才打电话到敖得萨给巴雷,他们已经同意晚上会面,布拉克说。莫斯科的情报站要求奈德立即同意他们对这次会面所提的行动建议。奈德立刻就离开了。

“你跟那些美国人都在搞些什么?”我问克莱福,但他懒得回答我。

第二天,我整天都在跟那些瑞典人穷聊。苏俄司里,恐怕很难有比现在更生气蓬勃的时候了。间谍的工作就是要等待。约四点时,我溜回房间,打了个电话给汉娜。这种事情我偶尔为之。四点钟的时候,她已经从兼职的癌症研究所回来了,而她的丈夫从来没有在七点以前回家过。她告诉我她这一天是怎么过的。我根本没心在听。我告诉她我儿子亚伦的一些事清:他现在正在伯明翰和一位护士打得火热。那位护士是个好女孩,但配不上亚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