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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维埃伟大的开放政策进行到第三年的这个时候，敖得萨旅馆在苏俄水平粗劣的旅行业中，虽然算不上顶好，但也不是最差的。但这家旅馆还真是够破的，更可笑的是这还不是人人都能住得进去的。它只收卢布，不收美金，连客人到它的酒吧喝酒都不能支付外币。好几个从明尼苏达风尘仆仆远道而来的旅行团，团员个个哭丧着脸，吵着叫着要找回他们丢掉的行李。此地照明极差。那一盏一盏的铜灯和挂满了画的餐厅只会引人想起它过去惨淡的历史，而绝不会让人觉得苏俄如今是一只浴火凤凰。当你从那摇晃颤抖的电梯中走出时，面对着你的是那一层楼客房经理的晚娘面孔。她窝在那间包厢里，四边挂满了脏兮兮的钥匙以及陈旧的电话。和她面对面的接触之后，你马上就会觉得好像又回到了童年时代最令人讨厌的学校。

然而，到目前为止，苏俄的改革也还仅及于“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地步。

不过，话说回来，对那些专程来此看改革的人来说，近日的敖得萨显得颇有朝气，仍然是蛮幸运的。负责接待的女性在冷峻的目光后面，仍然保有一颗温柔的心；而大家也都知道她们是不会在你每一次回来的时候都要检查你的通行证。她们会向你眨眨眼，示意你赶快上电梯，如果你对餐厅经理施一点小惠，他就会引你到一处幽静的雅座。每晚的六点到八点之间，一楼的大厅就变成了万国盛会的场所。有从塔什干来的穿着入时的行政官员，有来自土库曼和乔治亚、目光森冷的党工，有从阿克尔港来的海军工程人员，此外，更有从古巴、阿富汗、波兰、罗马尼亚、东德来的大老粗。这些人从机场乘坐大巴到达旅馆，一窝蜂地下了车，挤到阴森的大厅里，去向地主国致敬，并且把一箱箱的随身行李拖到演讲台。

而巴雷自己呢？虽然是被人逼着从异乡来干特务的，但到了这步田地，也只好随遇而安了。

首先，他坐了下来。他之所以会坐下来，也是因为有一个老女人捶着他的肩膀，命令他就座。他坐的地方靠近电梯。坐下之后不久，旅客们放在他四周的皮箱和包裹就把他围了起来。最后，他移到了一尊柱子旁边，让柱子挡着他，并且频频向四周的人道歉。他看着玻璃门开开关关，一会儿因众人阻隔而在视线中消失，一会儿又出现了。他一手拿着简·奥斯丁的《爱玛》在胸前舞动着，另一手则提着他从希思罗机场带来的一只非常难看的手提袋。

辛好，卡佳来了，也把他从人群中给救了出来。

他们的这次约会不是秘密，而他们的举止也毫无不可告人之处。在同一瞬间，他们不约而同地进入对方的眼帘。卡佳仍然被人潮挤着进入大门，而巴雷则举起他手中的书挥舞着。

“哈啰！我是巴雷，你好！”他叫道。

卡佳消失在人潮之中，又带着胜利的姿态钻了出来。她听到他呼喊吗？不过，她到底是笑了，也看到了尼基所说的订婚和结婚戒指。

“你该瞧瞧我是如何想尽办法离开那个宴会的。”她越过重重的人头向巴雷打着手势。也许她的意思是说：“我用尽了一切办法也没法叫到出租车。”

“一点儿也没关系！”巴雷向她回了个手势。

当她蹙着眉头翻查手提袋，找寻她的身份证给那位便衣人员看时，巴雷真是心疼得要命。这位便衣人员当晚的任务就是站在大厅里盘问所有走进大厅的漂亮女子。她拿出的是一张红色卡片，所以巴雷猜测那是作家协会会员卡。

而此时，巴雷自己也不得不用他那还不算顶破的法语向一位巴勒斯坦人解释，说他可不是那些和平代表团里的一员，而且，老天啊！他也不是这个旅馆的经理。说实在的，这个旅馆到底有没有经理，连他都怀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