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南德 29（第2/4页）

她们在旅行指南推荐的膳宿公寓下榻，大家认为那里比旅店更合适。人们在那里可以遇到一些有文化的人。初出茅庐的作家，长年在大学里混的学生，搜索文物的外国人在那里多得很。海娜·加布莱瞥了一眼画廊的杰作，还到各个店铺去闲逛，这时，乔治·台斯曼正在写有关中世纪家常用品制造业的笔记；托尼奥·克鲁热和居斯塔夫·冯·阿森巴赫在去往意大利或从那里返回来的路上，在这里停了几天脚，仍然沉于梦幻似的谈论着那不勒斯的夜晚和威尼斯的黄昏。奥斯瓦尔德·阿尔万北上到挪威去，不放心他自己的头昏病，歇息数日，到法兰克福或慕尼黑去请教一位好大夫。对于一个年轻的心灵来说，难以祛除的旅行嗜好所引出的必然结果就是对爱情的执着追求。费尔南德围绕着每个景点，在每个塑像底座的旁边，巴望着出现一位小说和诗集中连篇累牍描写的高雅而又殷勤的意中人。这种梦幻的样式虽然平淡无奇，但不妨碍其中包含着主要的成分：她需要爱情，费尔南德用文学的云雾把这需要笼罩了起来；还包含着享受生活的渴望，这一点她并不承认。

一位可爱的某先生来借书或还书，彬彬有礼地建议陪伴小姐到公园去散步，或者只不过看到相邻的桌子有个年轻的陌生人在专心看书，第二天这人又不见了，这些大概都能让家庭式膳宿公寓萌发出模模糊糊的田园牧歌气氛。但是女性的气氛还是占上风。有一些一丝不苟的英国和美国小姐，二者之间除了口音不同以外，几乎难以分辨，她们来进修高尔夫的球技或弹奏钢琴的技巧。还有一些更为强壮的女性，有意穿着破烂的衣裳，公然打上领带，有时还戴着夹鼻眼镜，咄咄逼人而又毫不在乎地展示着她们的丑陋或美丽。这些女人在博物馆里临摹名画，作裸体素描，学习悲剧艺术，或者去散发社会问题的传单。有一两次，一个头发蓬乱的漂亮女孩，把她好好的一个婆家远远地丢在斯堪的纳维亚或是波兰，邀请费尔南德到她的房间去共同享用一块浇上德国樱桃酒的蛋糕。但是这种过激的女权主义，把爱情中的道德规范推倒重建的断然主张，吓坏了苏阿雷城堡的这位小姐，她把那个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热情抚摸着的手抽了回来。

就跟她在阿莱克塞尔区的家里一样，她仍然是形单影只。她开始发现，人与人之间，只有相同的社会地位、教育、思想和共同的利益才能把他们连在一起，形成共同的语言，否则人与人并不互相接近，并不结成持续的联系，除非有默契，但这情况也很少。她并不说那些比她自己更为解放的过客们的语言。她跟他们不一样，没有在这里生活的理由：她并不要进修音乐；永远不想当诗人或文艺批评家；她连凑凑合合画一张水彩画的本事都没有。社会上的不公正让跟她同住一个楼层的那个戴着硬领的俄国女人愤慨不已，这种不公正在费尔南德自己的世界里，只不过是罢工工人的老生常谈罢了。她不明白一个女人怎么会有政治见解。不过，她的位置在哪儿？她应当怎么办？让娜介绍给她一些好的作品，让她消磨漫漫的冬季，呈现在她面前的这些作品描写的是些趾高气扬的贵妇人，一副军中上校的派头，缝制着儿童的衣服，还总教训那些未婚母亲。在她弥留的床上，她觉得进修道院是她女儿最好的一个出路，但那个时候，修道院对她本人尚且没有吸引力。她害怕修道院中那静思冥想的严格纪律；一想到要照顾病人，她就泛起一阵恶心，久久无法平息；圣心女中那些嬷嬷们的服装也不能吸引她。所有这些东西都不能填充她的生活。只有结婚是她唯一的出路。哪怕只是为了不落到未婚姑娘低人一等的行列中去。可是奥斯瓦尔德·阿尔万和托尼奥·克鲁热并不提出求婚。实际可行的办法只有在布鲁塞尔各家的客厅里遇见一个穿燕尾服的人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