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星的卫星（第4/8页）

“尼古拉不想见我吗？”我问朱迪丝。

“她经常谁都不想见。”朱迪丝说。她走上前去，碰了碰唐的胳膊。我知道，那是在表示歉意和不安，是在给对方安慰。那样碰一个男人，是告诉他你很感激他，知道他在为你做自己不喜欢的或有点丢面子的事。看到女儿这样去碰一个男人——确切地说是男孩——比见到外孙都让我觉得自己老。看到朱迪丝紧张不安的样子，我能预知到她对唐的殷勤和顺从。我敦实的、金发碧眼的、坦诚率直的孩子，我凭什么认为她感情不丰富，说话永远直来直去，不太考虑别人的反应，不依赖别人？

就像我到处说尼古拉狡猾、孤僻、冷漠、迷人一样，肯定有人知道她另外的一面。

第二天早上，唐和朱迪丝出发去墨西哥了。我决定见一个不相干的、不指望从我这儿得到什么的人，于是打电话给一个旧情人，听到的却是答录机留言：“我是汤姆·谢泼德。九月份我不在城里，有事请留言，并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号码。”

汤姆的声音听起来如此亲切、愉快，以至于我竟然在电话这头问他：我怎么这么愚蠢。我挂掉电话，感觉汤姆好像故意让我失望似的，就像我们约好了在某个公共场所见面，他却没有出现。我记得他这么干过。

还不到中午，我就给自己倒了一杯苦艾酒，然后拨通了父亲的电话。

“哦，真巧，”他说，“再过一刻钟你就找不到我了。”

“你要去市中心吗？”

“去多伦多市中心。”

他说要去医院。达格利什的医生想让多伦多的医生给他看看，让他带了一封信，说到时候给急诊室的人看。

“急诊室？”

“不是急症，他只是觉得这样处理比较好吧。他认识那里的一个医生，要是预约，可能要等好几周呢。”

“他知道你要开车去多伦多吗？”

“哦，反正他没说我不能开车去。”

结果就是我租了一辆车，开到达格利什，把父亲接到多伦多，当晚七点前送进了急诊室。

朱迪丝临走前，我问她：“你确定尼古拉知道我在这儿吗？”

“我告诉她了。”

有时候电话铃会响，但都是朱迪丝的朋友。

“哦，看来这个手术得做。”父亲说。那是他住院的第四天，他的态度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看来还是做比较好。”

我不知道他希望我说什么，也许希望我提出反对意见，劝他不要做。

“手术安排在哪一天？”我问。

“后天。”

我说我去一下洗手间。我去了护士站，看到有个女人在那儿，好像是护士长，反正这个人头发灰白，面容和善，神情严肃。

“我父亲是后天做手术吗？”我问她。

“对，是的。”

“我只是想跟人说一说这件事。我记得之前的意见好像是最好不要做手术，可能因为病人的年纪大了。”

“哦，这是病人的决定，也是医生的决定，”她面带微笑，和蔼地对我说，“做这样的决定并不容易。”

“他的检查结果怎么样？”

“我还没看到全部结果。”

我敢肯定她看到了。过了一会儿，她说：“我们得面对现实，不过这里的医生都很不错。”

我回到病房时，父亲用惊奇的语调说：“无垠的大海。”

“你说什么？”我问他。我不知道父亲是否已经知道自己的时间还有多长——或者说多短；不知道那些药丸是否让他产生了不可靠的愉悦感；或者他是不是就想赌一把。有一次，他跟我谈起自己的一生，说道：“问题是我总害怕冒险。”

我曾经跟别人说，父亲从来没说过后悔的话。实际上不是这样，只是我没留意那些话罢了。他说本该入伍当个手艺人，那样生活会好很多；说战后自己本该干木匠；本该离开达格利什。有一次他说：“我的一生都荒废了，呃？”不过说得那么夸张，显然是在开自己的玩笑。他引用诗句的时候也总是带着嘲弄的语气，为自己的炫耀和自得其乐开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