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星的卫星（第3/8页）

“这还用你说？”

朱迪丝说不知道尼古拉现在具体在哪儿，只知道她从自己那儿（那个猪窝！）搬走后，打电话（尼古拉的电话可真稀罕）来说暂时不想和别人联系，不过她没事。

往他们的小货车走的时候，朱迪丝的语气好多了。唐提着我的手提箱走在前面，朱迪丝说：“我跟她说你会担心的。不过别担心，她没事的，相信我。”

有唐在场，我感到很不自在，不希望他听到这些事。我能想象出他们之间的谈话——唐和朱迪丝，或者唐、朱迪丝和尼古拉（姐妹俩有时关系不错），也可能还有我压根不认识的人——他们会说起我。朱迪丝和尼古拉会一起回忆童年趣事，有分析，有遗憾，有责怪，有谅解。我真希望自己生的是一儿一女，或两个儿子，那样他们就不会这样了——儿子不可能知道母亲这么多事。

我年轻时也一样，跟朱迪丝这么大的时候，也会和朋友聊天，在学校的自助餐厅里，或深夜时分在租金低廉的学生宿舍里边喝咖啡边聊。像尼古拉这么大的时候，我已经有她了。我要么把她放在手提式婴儿床里，要么任她在我腿上扭来扭去；那时我喝起了咖啡，温哥华每个下雨的午后，我都会和一个邻居边喝咖啡边聊天。那个邻居叫露丝·布德罗，她读过很多书，当时和我一样对自己的处境感到十分迷茫。我们聊父母，聊童年，不过有段时间对自己的婚姻只字不提。我们对父母来了个彻头彻尾的分析，悲叹他们的婚姻，悲叹他们错误的人生目标或对人生目标的恐惧。我们那么熟练地给父母贴标签，下断语，不留更改余地。多么自以为是！

唐走在我们前面。这个苦行僧样的男孩个子高高的，一头圣方济各式的黑发，胡子修得一丝不乱。我看着他，心想他有什么权利知道我的事，那些连我自己可能都忘了的事。我觉得他的胡子和发型都很不自然。

孩子们还小的时候，有一次父亲对我说：“你知道吗？你长大成人的那些年，哦，在我记忆里一团模糊，分不清哪年是哪年。”我当时很不高兴。我可清楚地记得哪年发生了什么事，那一幕幕痛苦的回忆。我记得哪一年在本博女装店看过橱窗里的晚礼服。整整一个冬天，每周都有一件新礼服摆出来，被聚光灯照得通亮——衣服上有闪光的饰片，轻盈的薄纱，还有玫瑰、丁香、蓝宝石和水仙花——我冻得瑟瑟发抖，站在泥泞的人行道上眼馋地望着里面。我记得哪一年模仿母亲的笔迹在一份糟糕的成绩单上签过字，哪一年出的麻疹，哪一年给客厅贴过墙纸。但是朱迪丝和尼古拉小时候（那时我和她们的父亲还在一起），没错，我的记忆也是一片模糊。我记得晾尿布，收尿布，叠尿布；记得两处住房的厨房长台和放脏衣篮的地方；记得电视节目：《大力水手》《三个臭皮匠》《娱乐大世界》；《娱乐大世界》一开始，我就得开灯做晚饭了。我记得这些，但分不清哪年是哪年。我们住在温哥华郊外一个叫多米尔、多摩儿还是多莫斯的住宅区。那时候我整天困倦不堪，怀孕时困，夜里起来给孩子喂奶困，西海岸多雨的天气也让我昏昏欲睡。雨水滴滴答答，从黑幽幽的雪松和亮闪闪的月桂树上滴下来；主妇们打哈欠，小睡，串门，喝咖啡，叠尿布；丈夫们晚上跨过河从市里下班回家。每天晚上当我亲吻穿着湿漉漉的巴宝莉雨衣回家的丈夫时，都希望他能把我从这种昏昏欲睡的状态中唤醒。我给他端来肉、土豆和他允许我给他做的四种蔬菜中的一种。他狼吞虎咽地吃完，然后在客厅的沙发上倒头就睡。那时的生活老套、刻板，二十多岁的我们竟然比中年时更像中年人。

那狼狈不堪的几年却永远地留在了孩子们的记忆里。院子里的某些角落我从来没去过，她们却会永远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