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故事（第4/8页）

“好吧，我做了这个可怕的蛋糕，假装是给莱斯利做的，但做完后我知道其实是给自己做的，最终我会一个人把它吃掉。于是我把它丢进垃圾箱，但我知道自己可能还会拣出来吃掉。太恶心了是吧？所以我把整块蛋糕装进一个牛皮纸袋，一路走到海边岩石那儿，把它扔进了海里。这一幕被这个男孩看到了，他看了我一眼，我知道他在想什么。如果你看到一个女人往海里扔牛皮纸袋，你第一时间会怎么想？我只得告诉他袋子里是一个蛋糕，我把配料弄错了，很惭愧蛋糕做砸了。可是在接下来的十五分钟里，我跟他说实话了，我从来没想过告诉任何人的。他说他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专业的学生，但是辍学了，因为学校里那些人都是行为主义者。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行为主义者是什么意思。”

“就这样，”朱莉无奈地感叹道，“就这样他成了我的男朋友。我们在一起前后大概有六周。他想让我读荣格的书。他的头发浓密、卷曲，颜色像老鼠皮。我们躺在岩石后面搂着脖子疯狂地亲吻。当时是二月还是三月，天气还很冷。他一周只能和我见一次面，而且总是在同一天。我们没有发展到太亲密的程度。结果——好吧，结果我发现他来自一家精神病院，真的。我们见面的日子就是他每周出来的那一天。我不知道是先发现了这个，还是先发现了他脖子上的伤疤。我说了他有络腮胡子吗？这在当时可不常见。莱斯利讨厌络腮胡子，他自己现在也留了。他试过割喉自杀。我说的不是莱斯利。”

“噢，朱莉。”我说，尽管之前也听她说过这件事，但对我来说，听到有人自杀，感觉就像内脏要挤出伤口一样，你得把它塞回去，然后赶紧贴上纱布垫。

“情况也没有那么糟。他当时正在恢复，我确信后来他好了。他只是个偏激的孩子，经历过一次危机，但是我吓坏了。我很害怕，因为觉得自己也快疯了。暴饮暴食、催吐，这些事已经够糟的了。这时，他向我坦白说自己只有十七岁，一开始他谎报了年龄。这一点戳中了我的痛处，想到和一个比自己小三岁的男孩子乱来，我感到羞愧难当。我跟他说了一大堆谎话，说我理解他，没关系，下周我还会来和他见面；然后回到家，跟莱斯利说我没法继续住在地下室公寓了，我们得搬家。我哭了。不到一周，我就在北岸找了个地方，和丈夫安顿下来。我永远都不会去基斯兰奴海滩了。孩子们小的时候，如果要带他们去海边，我会坚持去西班牙海岸或安布尔赛德。我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

“可能过得还不错呢，”我说，“可能是一个有名的荣格主义者了。”

“或者是有名的行为主义者，”道格拉斯说，“或者是体育比赛解说员。你现在看起来不像是吃了太多的奶油泡芙啊。”

“我戒了，应该是在怀孕的时候。生活真是奇怪。”

道格拉斯仪式性地倒光了瓶子里剩下的酒。

“你说有两次这样的经历，”他对朱莉说，“你要把我们悬在这里吗？”

还好，我想，他没觉得无聊或反感，他喜欢她。朱莉说话的时候，我一直在观察道格拉斯，心里想着这个问题。为什么每次介绍一位男士给女性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担心，担心这位男士会无聊或反感？

“另一次就更奇怪了，”朱莉说，“至少让我更费解。本来不应该跟你们说这些蠢事的，但是话到嘴边，索性讲出来好了。唉，这件事让我很不解，完全把我给弄糊涂了。也是在温哥华，但已经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我当时加入了一个叫‘交朋友小组’的组织，它提倡一种集体疗法，帮助那些能够正常生活但心理上深受困扰的人。这在当时的西海岸很流行，大家经常说要摘下面具做人，人与人之间应该更亲近。这些说法很容易遭到嘲笑，但我觉得还是好处更多，而且听起来也很新颖。我这么说一定像是在为自己辩解，就好像说十五年前我就会编流苏花边了，那时还没流行这个；当时大家觉得还是别编流苏花边的好，永远都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