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故事（第3/8页）

“一和书沾上边，大家就会这么想，”朱莉说，“人们对图书管理员的印象也一样。想想你多少次听人们议论，说某某人不像典型的图书管理员吧！你怎么没想过这样向别人介绍自己呢？”

朱莉很兴奋，正喝着酒。我想这是因为她在会上太活跃了。她有开会的天赋，而且从不介意多出力。她可以从从容容地在全体大会上发言，毫不怯场，对议事程序也很熟悉。她说不得不承认，自己很喜欢会议、委员会、内部简报之类的东西。她曾在家长教师联谊会、新民主党、一神论教会、租户联盟和好书俱乐部工作过，把很多时间都献给了各种机构。她说这也许是一种瘾，但每次在会上环顾四周，都不禁觉得开会还是有好处的，它让人们觉得并非所有事都混乱不堪。

那么，在本次会议上，朱莉说，谁，谁才是典型的图书管理员？他们在哪儿？的确，她说，你也许认为，当初把那样的形象刻在人们脑子里还颇费了一番工夫呢。

“但这并不是一个刻意为之的过程，”她说，“图书管理员确实是一个有点与世隔绝的职业。”但这并不意味着干这行的人个个都胆小怯懦，无精打采。绝非如此。这一行里多的是奇人怪癖，完全不乏性格张扬、个性开朗的人。

“老疯子嘛。”道格拉斯说。

“这种形象在某些地方仍然根深蒂固，”朱莉说，“今天早上，会议中心主任过来找主席，问她是否需要那些夜不归宿的人员的名单。你能想象得到吗？他们竟然认为我们对这些事感兴趣。”

“不感兴趣吗？”我说。

“我是说，明面上不会。再说了，他们是怎么得到这些信息的？”

“卧底，”道格拉斯说，“A.G.P.M——业余公德守护者组织。我就是这个组织的成员，有点像防火监察员。”

朱莉没接他的话，只是闷闷不乐地说：“我想都是那些年轻人吧？”

“你在羡慕性革命，”道格拉斯摇摇头说，“不过我想那已经结束了。”“结束了是吧？”他看着我说。

“我想是的。”我说。

“这可真不公平，”朱莉说，“对我来说从来就没发生过什么性革命，真的。真希望自己生得小点，我是说晚点。为什么不坦诚一点呢？”她有时候会让自己坦诚到荒唐的地步。她这么说显然是故意的，给人的感觉有些卖弄风情——孩子气的风情，然而又不像是在开玩笑。这很重要，因为我有点替她捏把汗。我们已经开始喝第二瓶酒了，朱莉喝得比我和道格拉斯都多。

“好吧，”她说，“我知道这很可笑。我一生中曾经有过两次机会，结果都很可笑，我是说很奇怪。所以我觉得这不是命中注定的，不，不是上帝的意思。”

“噢，朱莉。”我说。

“有些事你并不全知道。”她说。

我觉得她真的醉了，我应该尽量让气氛轻松一些，便说：“怎么不知道？有一次你往海里扔蛋糕，遇到一个心理学专业的学生。”

道格拉斯笑了，我很高兴。

“真的吗？”他说，“你总是把蛋糕往海里扔吗？有那么难吃吗？”

“好吃得很，”她故意一本正经地开玩笑道，“既好吃又精致。圣安娜奶油蛋糕，庞然大物，里面有奶油、蛋奶沙司和奶油硬糖。不，不难吃。我之所以要把它扔到海里——我告诉过你，”她对我说，“是因为当时我有个不为人知的问题：饮食问题。那时我刚结婚不久，和丈夫住在温哥华，就在基斯兰奴海滩附近。我是那种先暴饮暴食然后再催泻的人。我经常做奶油泡芙，一个个吃光，有时候做乳脂软糖，吃掉一整锅，然后用芥末和水催吐，或者服用大剂量的泻盐把食物排掉。太可怕了。我非常内疚，但是无法自控，这一定和性有关。现在他们都这么说，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