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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女人的双手紧紧握在一起，一阵风掀起她的裙子，将裙摆一直掀到肩膀。算命先生定是真的失明了，对此视若无睹。“这个孩子要小心，不能贪墨啊。”他建议。

石子路对面的水桶发出咣啷咣啷的响声，人们慌张四顾。台风季已然来了。“有名望。有钱。这孩子命真好！”算命先生的声音随着飞扬的尘土和枯叶变得越来越大，可是谁会在乎一个孩子是不是“自负，有时略显肤浅”呢。鼓浪屿那些算命先生实在是愚蠢，我用不着他们告诉我，阿豆是个沉静善良的孩子。在这么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里，“公正无私”的性格能有什么用？

那个女人向前拉了拉凳子。瓦片和百叶窗被风吹得格格直响，算命的盲人和年轻女人离得很近，似乎有意避开旁人，我听不见他在讲什么了。反正年轻女人只会记住她愿意听的东西。至于我嘛，我记得那些愚蠢的算命先生说的每个字，尤其是那些我不愿听到的话。“山下出泉。”有个算命先生说。“山泽损。”另一个人说，“会渐渐损耗。”天哪，他们说的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时，不知街上出了什么事，人们开始四散奔逃，即便是在占领区，突然响起的呼喊声和喇叭声也显得非同寻常。女人推开凳子站起身，算命老先生的嗓门立刻变大了。“好心的太太。”他说，“供养的钱。要给神明供灯油啊。”伴随着他要钱的声音，三弦也发出哀怨的曲调。这时，之前围在算命先生身边的人群早已散去，只剩下我和婆婆。

年轻女人转身刚走，我一把抢过小凳子，坐在算命先生跟前。“我的次子是今年出生的，1940年5月。”我说。他举手示意我停下。街上警笛呼啸。他闭上混浊的眼睛，头歪向一边，听着街上“让开，让开”的喊声。然后，他一语不发，开始把算命用的瓦片和八卦图往布包里塞。

“先生，怎么……”

他把三弦放在垫子上，卷起来固定好。

“你坐的凳子。”他说。

“我特意从鼓浪屿过来，要为我的——”

“明天再来吧。”他从我手里接过凳子，连同其他东西一起绑到背上。“你没听见吗？”他努起嘴朝街上示意。

我正要开口埋怨他几句，一卷打开的宣纸突然砸到婆婆肩上。她弯下腰咳嗽起来，代书人朝我们跑来，挥舞着手臂一迭声地喊，“哎呀！哎呀！”他身后的桌子倒了下来，毛笔、墨锭、镇纸散落在人行道上。我摩挲了半天婆婆的后背，咳嗽声才停下来。我捡起地上的宣纸卷，跑过去拿给代书人，长长的纸卷像风筝尾巴一样拖在我身后。我又帮代书人收拾好抄写工具和那张摇摇晃晃的破桌子。等收拾停当，寺庙广场上的人已经全部走光了，只剩下一个正在捆扎物品的和尚。看来没别的办法了，我只好打消原来的念头回鼓浪屿。

回家的路程一开始还算顺利。人行道上空荡荡的，日本兵和中国警察在中山路上来回穿梭，根本注意不到我们。军警出现的时候，我们急忙躲进一条小巷，然后沿着偏僻的街巷朝海滩走去。大街上一下子涌出来那么多日本海军，我猜一定是中国海军在进攻。可是，当我们从最后一条巷子里探头出来张望时，连中国军队的影子也没看到。日伪政府的警察在鹭江宾馆周围拉起了一条警戒线，日本兵正在街上盘查酒店的客人。狂风从海面上吹来，排队等待盘查的人弯下膝盖，彼此搀扶着稳住身体。维持秩序的警察看起来也很乐意互相挽住手臂。大家都知道十月份台风的威力有多可怕。

我和婆婆靠在一栋建筑物旁，肩膀抵住花岗岩外墙，那种坚硬的感觉让我们安心。有呼啸的风声做掩护，大家开始公然谈论厦门特别市政府议员被谋杀的事。有个自称知道内幕的人说出了死者的姓名，周围的人听到后都呸了一声，纷纷咒骂，此人臭名昭著，不仅大发不义之财，对日本主子更是奴颜婢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