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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望着对岸的厦门，与鼓浪屿优雅古朴的建筑和风景如画的小巷相比，厦门不仅面积更大，也更具市井气息。海边一栋栋高大的建筑在晨曦的照耀下，将长长的影子投射到街道和大海。这里大多是六、七层的高楼。我用手遮在眼睛上方，想看清楚有厦门明珠之称的鹭江宾馆。鹭江宾馆朝两个方向延伸了足有半个街区，宾馆大门位于转角处，前面环绕着五根巨大的柱子。我小时候一直以为这家宾馆是我们家的，因为它跟我家的房子一样是红砖楼房，阳台栏杆也同样是蓝色。

上岸时，一阵大风从海上向我们吹来。我和婆婆都是习惯步行的人，便没有搭电车，也没叫人力车，而是一起朝中山路走去。我握紧婆婆的手。

“是啊。”婆婆今天第一次露出了笑容，“出来走走真好。如果不能偶尔出来一下，哪怕是皇宫，也像在坐牢。”

白天的厦门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没有成群结伙的年轻人，没有闪烁着夜总会和赌场招牌的霓虹灯。不过，堕落气息和战时气氛仍然十分明显。即使是大白天，从鸦片馆的大门里依然飘出淡黄色的烟雾，中国汉奸跟着日本浪人大摇大摆地穿过商业区，寻找能够狠敲一笔的生意人。我们一路没有看到站在街边的“野花”，可几乎每个街角都贴着邀请路人去烟花柳巷逛逛的海报。“想找乐子吗？这边请。”海报上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美女，内地人、朝鲜人和台湾人。上面毫不隐讳地向嫖客们指示着妓院地址：“第三中日友好俱乐部慰安所，前方500米。”

“我恨日本人。”我压低声音说。

“嘘。”

“还有英国人。”那些帝国主义国家趁着中国衰弱之际，迫使中国吞下鸦片，然后蜂拥而上，蚕食掠夺。如今，日本人做的是同样的事，而且手段更加凶狠。我们走了没多久，就看见一个路标，指向售卖海洛因的窝点。

“医院。”婆婆语气平缓地念着路标上的字。厚颜无耻的日本人一向喜欢用这种充满讽刺意味的委婉语，我们早就习以为常了。虽然一上午看见的都是这些，不过去寺庙路上这自由自在的几个小时，仍然让我觉得很开心。

我们上岸后一直沿着中山路向上走，不时从人行道走到马路上，以便绕过脚步缓慢的行人。这条坡路走起来很辛苦，身上的汗珠刚冒出来，就被迎面的风吹干了。我心想，我和婆婆跟郝思嘉一样，都是坚强的女性。勇气和顽强的生命力，在战争期间尤为重要。街道渐渐变得平坦，人行道上到处是背后绑着个乌龟壳装饰的行人和慢悠悠逛街购物的人，我们只好一直在马路上走。这时一辆满载警察的卡车拉响刺耳的警笛从后面驶来，我们匆忙跳上人行道。

终于，我们看见了千手观音寺。寺庙红蓝相间的飞檐和贴金的彩绘，与周围单调的灰瓦屋顶形成鲜明对比。观音寺的大殿有三层屋檐，层层相叠，最上层的顶部是一只凤凰。看到寺庙时我的眼泪差点掉了下来。战争没有毁掉观音寺，这里一如往昔——巨大的黑色香炉稳稳地立在三只粗壮的香炉脚上，信众们点燃香烛喃喃祷告，坐在一张破桌子前的代书人正为不识字的人代写情书或票据。算命先生们跟从前一样，坐在寺庙的广场中拨动三弦招揽生意。

其实我更愿意请昌佑寺住持帮我解读阿豆的八字。但是，不要说这次我没有胎梦，即便有，去寺庙的路实在太远太危险。我打量着广场四周的算命先生。其中有一位留着稀疏白胡子的老人，身边围了一小圈人。他像打坐一样，盘腿坐在垫子上，一双盲眼盯着对面矮木凳上的年轻女人。“35卦。”他用算命先生惯有的平淡语气说道，让人听不出他预测之事是吉是凶。风越来越大，呼啸着卷过屋顶，朝屋檐里面吹来。“离上坤下。”老人提高了嗓门。一阵风把他的胡子朝脸上吹去。听起来这个卦象不错，比阿豆的艮上坎下要好，不过任何卦象都是吉凶掺杂的。“他以后的官运不错。”算命先生接着说，毫不理会飘进嘴里的胡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