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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婆婆的病不是急性肺炎，而是支气管炎。从厦门回来的第二天，她就面色苍白。被台风吹得七零八落的枝丫树叶还没来得及清理，她已咳嗽不止，在宅子和园子中走动时步履沉重。婆婆的病持续了一个多月，她咳得撕心裂肺，我急得想哭。

我带她去看高医生，按他开的处方买了药。然而，我不敢写信告诉聿明。她总算脱离危险后，我写了封语气轻松的家书，三言两语、轻描淡写地报告了她的病情。我没提支气管炎，只说是咳嗽得厉害，已经完全康复了。至于我曾经带她去敌占区找算命先生的事，我只字未提。要是聿明在家，我会跟他实话实说。两人面对面时，我能求得他的理解，至少是谅解。但现在我们相隔千山万水，因而我思虑重重。况且，写信那会儿她尚安好。我们都以为可以松口气了。没想到这只是我一厢情愿。

从外表看，婆婆似乎已经康复：面容稍显苍白，呼吸略微浅慢，但这可是支气管炎大病初愈，在几周内也算正常。有天早上，我正百无聊赖地梳着头，有一搭没一搭地想着心事：聿明下一封来信，阿豆要换牙齿，多久没吃到芒果了……这时我听到一声低哑的呻吟，从走廊尽头婆婆的房中传来。大概早上做噩梦了，我暗想。我放下梳子，循声走进婆婆房间，看到她蜷身侧躺着，被褥拉到齐耳高。我拉下被沿，一股闷住的热气直吹在我脸上。

“这是怎么了？”我唤道。她颈子上发了一粒粒的红疹，我不禁急火攻心，暗自埋怨着降祸招灾的神仙命数、祖宗先人们。天道不公啊。我刚放下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才喘口气，现在又……难道我又要重来一遍？

婆婆的眼皮动了动，费力地抬起头，“帮我拉上窗帘好吗，乖孩子？这里太亮了。”

窗帘只半开着，而且外面是阴天，但我什么也没说。我去走廊对面的卫生间拿了一瓶阿司匹林，回来时见她又缩进被子里，被子上方只露出两道黑眉。我扶她坐起来，在她背后塞了个靠枕，又把阿司匹林递给她。她用力吞着药片，可怎么都咽不下去。于是我把药片碾碎放在汤匙上，兑了些水，一点点地喂她。

“真过意不去。”她说，“给你添了那么多麻烦。”

“哪儿的话，婆婆。您怎么能算我的麻烦呢？我很敬爱您。”我有没有跟她表露过情意呢？这种情意，并不完全是看在聿明份上。

那天早上，我一刻不歇地守着她，碾碎阿司匹林喂她吃，用毛巾沾着盆里的冷水擦拭她的面孔、手臂和脖颈。到了晌午，她仍然高烧不退，我思忖着要请高医生上门。但我有些犹豫，她发病刚几个钟头，恐怕医生不肯来。

在婆婆床前照顾她的这几个钟头，时间仿佛过得很缓慢。当阿桂端着冷水进来时，我把湿毛巾递给她，疲倦地伸了伸后背。墙上和天花上的灰泥凹凸不平，布满奇形怪状的小阴影。一只壁虎正沿着墙壁飞快地往下爬，然后它停了下来，脚爪黏附住墙壁，保持着倒立姿势。要是它饿了，可要等上一阵子。我已经好几个钟头都没听到一声蚊子叫了。先前素莉端来了米饭、酱菜和茶水，但病房的气味实在倒胃口，我勉强吃了几口就让她把剩下的拿走。现在我却饥肠辘辘，肚子叫得像空谷雷鸣。

人的欲求真是不合时宜啊。本以为至亲之人病了，自己会废寝忘食，会不顾后背酸疼，甘愿重复着简单劳动，即使毫无效果也在所不惜。我正深刻反省自己的饥饿感，盘算着当天本打算做的事，却听到母亲在叫阿桂过去。

母亲在想什么呢？为什么现在叫阿桂过去？难道她不明白婆婆病得多重吗？我正需要阿桂当帮手，母亲离了她几个钟头也能凑合。我按捺住怒气，从阿桂手中拿过毛巾。“下去吧。”我说，“去吧。”我瞪着她的背影，把毛巾甩进瓷盆，再拧干水。这个家，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在乎婆婆的死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