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通往教学的漫长道路 1（第2/7页）

青少年有那么多不幸，以至于他们组成众多帮派，相互斗殴。这不是你在电影里看到的那种有着凄美爱情故事和雄壮背景音乐的暴力美学，而是卑鄙的打斗。他们彼此谩骂诅咒。意大利人、黑人、爱尔兰人、波多黎各人手持刀子、链条、棒球棒，在中央公园和希望公园彼此攻击，血溅草地，而不论是谁的血，都一样鲜红。如果有人丧命，就会招致公众的愤怒和指责：如果学校和老师履行职责，这些可怕的事情就不会发生。爱国者们声称：如果这些孩子有时间和精力打群架，我们何不把他们送到海外去打那些该死的共产分子，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那个问题？

许多人认为，职业学校是为没能力上普通高中的学生开办的垃圾倾倒场。这样说很势利。上千个年轻人想成为自动化机械师、美容师、机械师、电工、水暖工和木匠，对于公众来说，这无关紧要。这些年轻人不想被宗教改革、一八一二年战争、沃尔特·惠特曼、艺术欣赏和果蝇的性生活所困扰。

但是，哥们儿，如果不得不学这些，我们会学的。我们会坐在和我们的生活没有关系的课堂上。我们会在我们的商店工作，在那儿，我们了解真实的世界。我们会努力对老师好，并在四年后离开这里。唷！

他们来了。门砰的一声撞上黑板下方的架子，激起一阵粉笔灰。一大群人涌进教室。他们为什么就不能老老实实地走进教室，说声早上好，然后坐下呢？哦，不。他们得推着挤着。一个用装出来的威胁口气说：嗨。另一个回敬道：嗨。他们彼此侮辱，毫不理会最后一遍铃声，不慌不忙地坐下。那很酷，老兄。看，那有个新老师。新老师懂个屁。那又怎样？铃声？老师？新家伙。他是谁？管他呢。他们隔着整间教室和朋友交谈，懒洋洋地靠在对于他们来说过小的课桌上，伸出双腿。如果有人被绊倒，他们就哈哈大笑。他们朝窗外看，视线越过我的头顶，看美国国旗或者看由马德小姐（现已退休）用胶布贴在墙上的爱默生、梭罗、惠特曼、艾米莉·狄金森和欧内斯特·海明威——他是怎么来到这儿的？——的图片。这是《生活》杂志的封面，那图片到处都是。在课桌上父兄多年前的凿痕旁，他们用铅笔刀刻上姓名的首字母，刻上心和箭头表示爱的宣言。有些旧课桌被凿得太深了，以至于你能透过曾经刻着心和箭头的窟窿看到自己的膝盖。情侣们坐在一起，手拉着手，说着悄悄话，凝视着对方。靠着教室后面壁橱的三个男孩唱着男子和声重唱（男低音、男中音和男高音），打着拍子，告诉全世界他们是恋爱中的青少年。

他们每天五次推挤着进入教室。五个班，每班三十到三十五个人。青少年？在爱尔兰，我们在美国电影里见过情绪乖戾不定、驾车四处兜风的他们，我们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乖戾不定。他们有吃、有穿、有钱，但对父母很无礼。爱尔兰没有青少年，在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是个孩子。你上学直到年满十四岁。如果你对父母无礼，他们会劈脸给你一巴掌，把你打翻在地。你长大成人，干体力活，结婚，在星期五晚上喝杯啤酒，在同一天晚上跳到妻子身上，让她不停地怀孕。几年以后，你移民英格兰，在建筑工地干活，或者加入皇家部队，为大英帝国而战。

当一个叫皮特的男孩大喊“谁要大红肠三明治”时，三明治事件上演了。

你开玩笑吧？你妈妈一定不喜欢你，给你这样的三明治。

皮特把棕色的三明治纸袋扔向发表评论的安迪，全班欢呼起来。打，打，他们说，打，打。纸袋掉在黑板和安迪所在的第一排课桌之间的地上。

我从讲台后走出，发出了教学生涯的第一声：嗨。在纽约大学受过四年高等教育的我，此时能想到的只是“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