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通往教学的漫长道路 2

如果你在早期麦基职高我的班上，你就会看到一个枯瘦如柴的年轻人。他快三十岁了，有一头难以梳理平整的黑发、一双因患慢性疾病而发红的眼睛、满嘴坏牙和一副羞愧的表情。你在埃利斯岛的移民照片或者被捕扒手的脸上也能见到这样的表情。

羞愧事出有因：

我出生在纽约，未满四岁时被带到爱尔兰。我有三个兄弟。我的父亲，一个酒鬼、一个疯狂的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随时准备为爱尔兰捐躯。他在我十岁快十一岁时抛弃了我们。一个妹妹死了，一对双胞胎弟弟死了，两个弟弟又出生了。我的母亲向人乞讨食物、衣服和用来烧水泡茶的煤。邻居们让她送我们——我和我的兄弟们——到孤儿院。不，不，绝不。那很丢人。她坚持不放弃，而我们渐渐长大。我和我的兄弟们十四岁离开学校，开始工作。我们向往美国，就一个接一个坐船离开了。母亲和她最小的孩子一起来到美国，希望从此能生活幸福。这是你在美国应该做的。但是，她从未享受过片刻幸福时光。

在纽约，我从事一些卑贱而辛苦的工作，直到应征加入美国陆军。在德国服役两年后，根据美国军人法案，我上了大学，成为一名老师。大学里有文学和写作课程，还有由不知道如何教学的教授们教的关于如何教学的课程。

那么，迈考特先生，你知道在爱尔兰长大是什么样的吗？

我，一个二十七岁的新老师，回忆我的过去以满足这些美国青少年的需求，从而让他们安静、让他们坐在座位上。我从没想过自己的过去会那么有用。为什么有人想知道我悲惨的人生呢？随后我意识到，父亲在炉火旁给我们讲故事时就是这么做的。他跟我们讲那些被称为土著口述历史学家的人的事。他们周游各地，给人们讲述上百个装在他们脑子里的故事。人们会让他们在炉火旁取暖，给他们点喝的。人们吃什么就给他们吃什么，一连几小时地听似乎无穷尽的故事和歌曲，给他们毯子或袋子盖着在角落里的草床上睡觉。如果土著口述历史学家需要爱情，可能会有一个老女人相陪。

我同自己争辩：

你在讲故事，你本应该讲课。

我是在讲课。讲故事就是讲课。

讲故事是浪费时间。

我没办法。我不擅长讲课。

你是个骗子。你在欺骗我们的孩子。

他们似乎不这么认为。

可怜的孩子不知道。

我是个在美国学校讲述自己的爱尔兰学校生活的老师。这是个例行程序。在我想讲一些具体的课程内容时（这种事不大可能发生），这个例行程序通常可以安抚他们。

一天，我的老师开玩笑，说我看上去像猫叼进来的东西。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老师笑了，露出难看的大黄牙，笑得咳了起来，痰在嗓子眼里呼噜呼噜地响。我的同学认为那是嘲笑。当他们和老师一起大笑时，我恨他们。我也恨老师，因为我知道，总有一天全校的人都会把我看成猫叼进来的东西。如果老师和另外一个男孩开同样的玩笑，我也会笑，因为我和其他人一样胆小，害怕挨棒打。

班上有个男孩没和其他人一起笑。他叫比利·坎贝尔。当全班同学大笑时，比利会直直地盯着前方，而老师会盯着他，等着他像其他同学一样笑起来。我们等着老师把比利从座位上拽起来，但他从没这样做。我想，老师是因为比利的独立性而敬佩他。我也敬佩他，希望自己能有他那样的勇气，但它从来没有光顾我。

那所爱尔兰学校的男孩们嘲笑我从纽约带来的美国口音。你不可能离开一个地方，同时留下那里的口音。当他们嘲笑你的口音时，你不知道该做什么、该想什么或该感受什么，直到他们开始推搡你，而你明白他们是有意要惹你生气。你一个人对付四十个来自利默里克各条街巷的男孩，而你必须奋勇向前，如果你退缩，这辈子都会被看成是个胆小鬼或娘娘腔。他们叫你流氓或红番，而你会和他们打呀打，直到有人击中你的鼻子，鲜血喷得衬衫上哪哪儿都是。母亲会因此和你没完没了。她会从火炉旁的椅子上站起来，你的脑袋会因打架而好好地挨顿敲。试图对母亲解释你流血是为了保卫你的美国口音（你根本就是因为她才有的美国口音），将毫无作用。不，她会说。现在她得烧水洗你那件血迹斑斑的衬衫，看看能不能在炉火旁烤干，这样你明天就可以穿着它上学。她没有提到给你带来麻烦的美国口音。但一切都会好的，因为几个月后，美国口音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感谢上帝，是除我父亲外任何人都为之骄傲的利默里克口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