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及其心理分析有所了解,我会将自己所有的苦恼追溯到在爱尔兰度过的悲惨童年。那段时光剥夺了我的自尊,使我时不时自哀自怜、感情麻木,变得任性、忌妒并蔑视权威;它还延缓了我的发育,使我在和异性交往时不知所措,无法在世间提升地位,成为一个几乎和社会格格不入的人。我成为一名老师并一直从事教学工作,这真是个奇迹。能在纽约的课堂上教书这么多年,我真得给自己打满分。应该为从悲惨童年中幸存下来并成为老师的人设立勋章,而我理应成为第一个受勋者。经历了一个接一个的磨难后,不管被授予多高的称号我都当之无愧。

我可以责怪他人。我那悲惨的童年并不是简单的偶然事件,而是由别人——一些黑暗力量造成的。但即便我要责怪,也会本着宽恕的态度。因此,我宽恕下列人士:教皇庇护十二世、英国人尤其是英王乔治六世、麦克罗里红衣主教(他在我的孩童时期统治着爱尔兰)、利默里克主教(他似乎认为世上的一切都罪孽深重),以及爱尔兰前任总理和总统埃蒙·德·瓦勒拉。德·瓦勒拉先生是半个西班牙人兼盖尔语的狂热支持者(恰如一道爱尔兰炖菜中的西班牙洋葱)。他下令爱尔兰的全体老师逼迫学生学习民族语言,却让我们丧失了好奇的天性;老师用木棒将幼小的我们打得遍体鳞伤,让我们遭受几个小时的痛苦,他却对此视而不见、态度冷漠。我还宽恕那位在我承认犯有手淫、从母亲的钱包里偷钱等罪行时,将我赶出忏悔室的神甫。他说我没有摆正忏悔的态度,尤其在肉体方面。尽管他击中了要害,但是,他拒绝赦免我的罪孽这一举动却使我的心灵受到如此严重的伤害,以至于如果我被教堂外的卡车撞扁,他得为我的死负责。我宽恕各种各样横行霸道的老师,宽恕他们抓着我的鬓角将我拖离座位,宽恕他们经常在我结结巴巴地回答天主教《教理问答》,或者不能心算937除以739时,用木棒、皮带和藤条抽打我。我的父母和其他成年人告诉我:那都是为我好。我宽恕他们那弥天的伪善。我想知道此刻他们在哪里:天堂?地狱?还是炼狱(如果它依然存在)?

我甚至可以宽恕自己。尽管回顾人生的各个阶段时,我会抱怨:真是个笨蛋!那么胆小!那么愚蠢!那么优柔寡断!犯下那么多的错误!

但是,随后我会再次审视自己的人生。我在童年和青年时期扪心自问,发现自己处在无休止的罪孽中。那是磨炼,是洗脑,是身心的调整,使我不装模作样,尤其当身处犯有种种罪孽的阶层时。

现在,我认为到了赞扬自己的时候了。我至少还有一个优点:顽强。虽然它并不像大志、才干、智慧或魅力那么迷人,但正是它帮助我度过人生的日日夜夜。

F.S. 菲茨杰拉德曾经说过:美国人的人生没有第二幕。他只是活得不够长久。像我这种情况,他说错了。

我在纽约的高中任教的三十年间,只被我的学生稍稍关注过。在学校以外的世界里,我是个隐身人,不为人知。后来,我写了本关于自己童年的书,成了当今重要的爱尔兰人。我原本希望那本书能向迈考特家的子孙讲述家族历史,兴许能卖个几百本,还能应邀和读书俱乐部讨论讨论。但没想到,那本书一跃登上了畅销排行榜,还被翻译成三十种文字。我被搞懵了。这本书是我人生的第二幕。

在图书的世界里,我是一个晚熟的人,一个迟到者,一个新手。我的第一本书《安琪拉的灰烬》出版于一九九六年,那年我六十六岁。第二本书《就是这儿》在一九九九年我六十九岁时问世。那把年纪时,我竟然还能提笔,真不可思议。我的新朋友们(因为登上畅销书排行榜而结识)二十几岁就出书了。年轻人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