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通往教学的漫长道路 1

他们来了。我还没有作好准备。我该怎么办?我是个新老师,在工作中学习。

在我教学生涯的第一天,我因为吃了一名高中男孩的三明治而差点被开除;第二天,我因为提到和绵羊交朋友的可能性而差点被开除。除此之外,我在纽约市三十年的高中教学生涯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事件。我常常拿不准自己是否应该待在那儿。后来,我想知道自己是如何待了那么长的时间。

一九五八年三月里的一天,在纽约市斯塔滕岛区麦基职业技术高中一间空荡荡的教室里,我坐在讲台边,摆弄着这份新工作的办公用品:五个马尼拉纸文件夹(每班一个)、一团松脆的橡皮筋、一叠褐色的战时记录纸(上面沾着造纸时掉进去的任何东西)、一块破黑板擦和一摞白色卡片(我将把这些卡片一排排地插入这本破旧的红色德莱尼考勤记录本,以帮助我记住一百六十多个男孩、女孩的名字,他们将每天排排坐在五个不同的班级里)。在卡片上,我将记录男孩、女孩们出勤和迟到的情况;他们干坏事时,我也要在卡片上做些小记号。我被告知应该用红笔记录坏事,学校却没有提供红笔。现在,我要么填写表格申请一支,要么就到商店买一支,因为记录坏事的红笔是老师最有力的武器。我有许多东西要到商店购买。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的美国社会繁荣,但这种繁荣并未惠及学校,特别是需要教学用品的新老师。负责行政的校长助理给过一张纸条,提醒所有老师注意本市的财政困难,并请节约使用这些教学用品。今天上午,我得作些决定。一分钟后,铃声将会响起,他们将蜂拥而入。如果他们看见我坐在讲台边,他们会说什么呢?嘿,快看,他正在躲起来。他们是研究老师的高手。坐在讲台边意味着你害怕了或者你很懒,所以把讲台作为屏障。最好的办法是离开讲台站着,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做个男子汉。第一天犯的错误需要几个月来弥补。

即将到来的孩子们上十一年级,十六岁。从幼儿园到现在,他们已经在学校待了十一年。所以,老师来,老师去,他们见过各种各样的老师:年长的、年轻的、粗暴的、和善的。孩子们观察、审视、判断。总的来说,他们知道老师的身体语言、语气语调和行为举止。他们似乎不是在洗手间或自助餐馆里无所事事时才讨论这些。十一年来,他们完全掌握了这一切,并传授给下一届的孩子。留心博伊德小姐,他们会说,作业,啊,作业。她改作业。改的。她没结婚,所以没有别的事儿可做。尽量选已婚有孩子的老师,他们没有时间坐下来读书、看文章。如果博伊德小姐定期做爱,她就不会布置那么多作业。她和她的猫一起在家里听古典音乐,改我们的作业,给我们添麻烦。有些老师好对付。他们给你布置一堆作业,收上来打个钩,甚至看都没看。你可以抄一页《圣经》交上去,他们照样会在页首写上“很好”。博伊德小姐不这样。她会立马走到你身边:对不起,查理,这个是你自己写的吗?而你不得不承认,不是,这不是你写的。这时,你就麻烦了,哥们儿。

提前到校是个错误,这给了人太多时间考虑将要面对的一切。我从哪儿来的这个勇气,认为自己能够应付美国青少年?无知。就是它给了我勇气。现在是艾森豪威尔时代,报纸上报道了美国青少年的巨大不幸。这些是“‘迷惘的一代’的迷惘孩子的迷惘孩子”。电影、音乐剧、书籍都在告诉我们他们的不幸:《无因的反叛》、《黑板丛林》、《西区故事》、《麦田里的守望者》。他们发表绝望的演讲:生活没有意义,所有的大人都是骗子,活着有什么用?他们没有什么可盼望的,甚至没有一场他们自己的战争(他们可以在这场战争中前往穷乡僻壤杀死土著人,戴着勋章,拄着拐杖,穿过抛撒彩纸的欢迎人群沿百老汇大街行进,接受姑娘们的赞美)。对刚刚打完仗的父亲们抱怨没有用,对父亲们打仗时在家等候的母亲们抱怨也没有用。父亲们会说:哦,闭嘴,别烦我。我屁股上还有块炸弹碎片。我没时间听你抱怨。你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好抱怨。看在上帝的分上,我像你那么大时,都已经在废品回收站工作了,后来又到码头干活,这样我才能送你这个可怜的笨蛋去上学。去挤你那些该死的青春痘吧,让我看会儿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