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我要吃鱼 CHAPTER 6 YOU SHALL HAVE A FISHY（第2/4页）

迷你市场里，店员们忙于更换价格牌，标价不是每天涨三到五个点，而是每隔几周直接翻番。如果某个价格高得过分，那么随着通胀的加剧，再过几天它就不会显得那么恐怖了。店员甚至还会临时更改顾客已经放入购物篮的商品价格，有时候就在收银时直接涨价，比如收银员会看着标价，说：“今天的价格是标价的两倍！”你可以照价买走、扔下不要或者试着砍价，偶尔也会砍价成功。

我买了不合身的牛仔裤和自己永远都不会穿的衬衫，买了咖啡用具和牙膏，买了数量多到荒谬的廉价刀具套装，刀柄是竹子做的，装在丑陋的带拉锁的绿色塑料套里（毫无疑问，哪怕只买一套装在丑陋的带拉锁的绿色塑料套里的竹柄刀具都很荒谬，况且我买了十二套！），买了五金器具、布匹和胶卷（可我没有相机），买了够用一辈子的蚊香。

我设法花光了几乎所有的钱，而且回校后毫无困难地把各类货品交换了出去，甚至连那些可怕的刀具也被财务主管换走了（我完全被这个事实迷住了）！

不久我发现，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可以购买美元旅行支票，这意味着我无须每个月都进行荒唐的购物。通胀的另一个后果是，法律规定，必须在月中给雇员发工资，这是保护劳动者的一种尝试，高通胀期间，雇主拖欠工资是不道德的。

更妙的是，假日薪酬必须在休假的前一个工作日发放，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在十二月初领到全额的暑假工资——阿根廷的夏天十二月开始，二月结束。那种情况下能提前领到三个月的工资已经非常不错，可那年的十二月，去办公室领工资时，我发现竟然拿到了四个月的钱。我连忙询问缘由，校方回答，这里面包括我的aguinaldo。“啊！当然！”我答道——尽量不表现出太蠢的样子，然后跑去问英国侨民同事，什么是aguinaldo。他们告诉我，那是圣诞期间的奖金。

埃娃·“伊维塔”·庇隆——是胡安·庇隆的第二任妻子，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庇隆第一届总统任期中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促成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经济改革，包括推出有利于劳动者的政策。难怪她在公开发言或者广播演讲中表示，要高举庇隆主义的大旗，为“被践踏的”穷人张目的时候，descamisados（劳工们）如此崇拜她。遗憾的是，庇隆政府制造的经济灾难，最终对同一批劳工造成了大得多的伤害，可这一点是他们在当时所无法理解的。

在阿根廷居留期间，我迷上了研究通货膨胀。有些人已经习惯了与通胀共处，并且在庇隆政府保持低利率的时候发现了利用通胀的办法。房产拥有者们会骄傲地告诉我，他们的房屋是几年前贷款购入的，现在他们每月还贷的数额只相当于几杯啤酒钱，而且下个月还会缩水一半。我知道，在这样的状况下，有人获利，必然有人损失，因为通胀是经济的病态，但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更清楚地理解了通胀的原理。

来到市场，我欣慰地看到鲱鱼供应充足，便急忙排起了队，生怕把胡安·萨尔瓦多饿坏。排在我前面的老太太从头到脚穿了一身黑，长相和表情都像一只牙疼的牛头犬，她正在和鱼贩讨价还价。虽然我也很同情她，但喂饱企鹅是我的当务之急。

由于通胀肆虐，大家决定对阿根廷比索“重新估值”，乌拉圭也做了类似的事，还推出了“新的”乌拉圭比索，面值是旧比索的一千倍。鉴于所有东西的标价都是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旧比索，除以一千相当方便——只需划掉三个零。因此，一杯标价一万“旧”比索的啤酒，现价就成了十个“新”比索。这样简单的换算人人都会做。

然而，为了避免被外界视为模仿自己的北方邻居、弹丸小国乌拉圭，阿根廷选择了摒弃常识的糊涂做法，宣布一新阿根廷比索只相当于一百旧比索，站在我和胡安·萨尔瓦多的鲱鱼之间的这位老太太，近期就成了这套混乱的经济措施的受害者，价格除以一百的做法给许多人带来了麻烦，原本标价一万“旧”阿根廷比索的啤酒，现价一百“新”比索，除以一百并不符合大家的计数习惯，不便于计算，对于那些晚上出去喝了几杯的人而言尤其如此。更糟的是，有人自作聪明地想出了在旧钞票的面额上覆盖印刷新数字的主意，结果把旧面额和新面额弄得一律模糊难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