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内战文明化（第4/12页）

历史的逻辑如此无可挑剔，正如它如此坚决一样：分裂引起内战，而同时，内战也一直都是分裂最可能导致的结果。根据最新最全面的记录显示，自1816年到2001年这段时期，全世界发生了484场战争，其中有296起被标注为“内战”，其中又有109起是为了建立一个新国家，而不是去控制一个已有的国家。因而，“分裂主义”类型的冲突占过去两个世纪中所有战争的1/5，并在内战的总数中占有相当的比例。这一类型的冲突最容易发生在“塑造现代世界格局的两种体制的变革时期”，即帝国扩张和现代国家的建立过程，尤其是在去殖民地化之后。而且，这种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表明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前将会出现一个戏剧性高峰”，而“在独立之后的头两年里发生内战的概率，是独立后的其他时期的5倍”。[22]在这种“长时段”的视角下，美国革命显得十分典型，而美国内战则显得不正常，当然这是因为它的延迟而不是因为它的暴力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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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内战时期引出了一个问题，在19世纪到20世纪经常反复出现，其后果也延伸到我们这个时代。这个问题就是：是否有可能将内战文明化？当然没有什么能减轻内战带来的创伤：政治共同体的分裂，家族的痛苦，亲属的死亡，对一切再次发生的恐惧，对胜利和失败都感到耻辱，等等。尽管永久和平的希望日渐消退，依然有一些证据表明，战争虽不能被消除，但可以被约束。自17世纪以来，欧洲大国和他们在美国的后裔，一直致力于规范冲突行为，将其置于法律约束中。然而，非欧洲人民的待遇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一努力带来了一个具有危害性的副作用，就是造成了区别对待的鸿沟，一部分人被人道地对待，另一部分则受到了不人道的待遇，而后者甚至不被当作人来看待。文明与不文明的界限、文明世界与野蛮世界的边界正好与这个差别相吻合。

就法律而言，内战是一回事，而国家之间的战争又是另外一回事。只要各国在自己的边界内采取行动，就可以自行决定如何对待叛乱分子，将之视为罪犯或交战国。19世纪中期欧洲战事的惨状，促使了1863年红十字会的成立，这是对非人道战争的最著名的人道主义回应，但即使是这个机构，最初也把内战排除在援助范围之外。在讨论建立相应的机构去帮助伤员的第二次会议上，成立委员会决定去除“在内战中不考虑采取任何行动”的条文，但是保留决定是否采取行动的权力。[23]同样，1864年最早的《日内瓦公约》并没有明确将内战参与者包括在其保障范围内，虽然在10年之后，红十字组织的建立者和公约的制定者对此都有了新的想法。[24]

在他们改变想法之前，问题依然是如何将内战置于新兴的法律框架之内。英国的自由主义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给出了一个答案。在美国内战爆发前夜，他用内战干预案例来阐释文明和野蛮的边界；而在战争中，他重新界定了野蛮世界，并将南部联盟划入其中。在《简论不干预》（A Few Words on Non-Intervention，1859）中，他认为世界分为能够自我保护的主权国家，即“在同一个社区中的平等国家，比如基督教的欧洲”，以及“另外一些社会进步程度低的国家”，即受制于大不列颠帝国的民族。据此，他将英国的道德责任做了地理划分。仅仅是从一个世纪前开始，欧洲各帝国在全球范围内快速领先，而当时，瓦特尔正在论述“这个具有分歧的问题……一个国家是否具有正义性，去参与或者选择支持内战中的一方，或者处于战争状态的其中一方：而主要的是，这种行为能合理地帮助他国为了自由而战斗的人民吗？”穆勒从两个方面论述了为什么外界势力的介入是合法的——如果是为了推翻一个外国统治，而不是一个本土政府，并且当“一场内战已经持续得太久，双方势均力敌，没有快速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那么外部势力就应该介入来结束冲突局面。[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