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革命时代的内战（第4/13页）

瓦特尔的讨论始于一个“备受争议”的课题，即主权国家是否应当运用战争法则来对待叛乱者。对此，其中一个考量方法是靠经验；让一个国家陷入痛苦的骚乱有许多不同的类型，有喧闹的“骚乱”，有更暴力的“煽动性叛乱”，还有挑战主权权威的整个城市或者行省的“叛乱”。在瓦特尔看来，以上这些都不能算是合法的，他认为：“如果恶行不是完全难以容忍的话……每个公民都应该耐心地忍受它。”除非这种恶行是非正义的，“如果恶行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存在着巨大而明显的压迫，”那么反抗就是正当的。[14]这也是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表达的观点；也是美国《独立宣言》的中心论点，托马斯·杰斐逊甚至还援引了1649年对查理一世的控诉书中的语言——“发动残忍、违背人性的战争”。还有一段是美国《独立宣言》最终版本的删除部分，其中，杰斐逊指控乔治三世鼓励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在此基础上，杰斐逊以与查理一世相同的罪名——“发动了违背人性的残忍战争”，把奴隶运送到大洋另一端，剥夺了非洲人民的自由——对他进行控诉。乔治三世发动的是“如此残酷的战争”，针对的是“遥远的无辜人民，这些人从未冒犯过他”，所以，殖民地人民——这里是指非洲人民——有正当理由脱离他的统治。[15]

但是，如果说政府本身的行为令人无法忍受，而导致人民联合起来反抗呢？在这里，瓦特尔为内战做出了一个突破性的定义：“当一个党派在君主制国家内部形成，并不再服从君权的统治，而且获得了足够的力量去反对它，——又或者，当一个共和国内部出现两股对立的势力，以武力相向，那么这就是一场内战。”在这一定义中，拥有正当性的叛乱与一般的叛乱相区分；如果反对者的理由是正当的，那么君主（或者共和国的分裂主权）对反对者就必须发动正式战争：“约定俗成地，任何发生在同一个政治社会成员之间的战争，都可以称为‘内战’”。[16]

随后，瓦特尔又回到了关于内战的一个最明显的悖论上：对分裂的理解能够提高共同意识。内战中的双方，因分裂而成为带有敌意的不同派别，但同时，他们也会意识到对方是“同一个政治团体”的一部分。因为分裂“致使国家内部产生两股独立的力量，互相视对方为敌，拒绝承认有任何相同点”并且“变成了两个团体，从而分化成为两个社会”（瓦特尔完全没有考虑超过两股势力参与内战的情况）。从这些鲜明的分裂事实中，瓦特尔做出了创新推断，“对立双方有无法调和的矛盾，无法达成一致，而不得不采用武力解决。他们就像是处在相同困境的两个国家”。这意味着，如果争端的双方是两个独立体，即事实上是两个国家，那么就适用国际法则，一场“内战”因此变成了国际战争。如果反叛者有正当的理由并且诉诸武力，那么当权者就应当以战争之法则对待他们。那么此时，单一的国家也就不复存在了，冲突也就成了“一场国家对国家的公共战争”，因此不再受国家内部的法律约束。[17]

但是，由谁来判断，内战的条件是否得到了满足呢？瓦特尔提出的转变司法权限和视角，将会对外部力量产生惊人的作用。在正常条件下，一个主权国家的完整性是不容侵犯的，没有哪个外部权力可以干涉其内部事务。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已经一分为二，那么外部力量就可以介入，比如以调解的方式，从而重建和平。如果这条路失败了，瓦特尔继续说道：“那么外部力量可以选择他们认为是正义的一方，给予支持，或者回应该方的请求。”这与他们在国际战争中所做的一样。 [18] 这个观点为外部干预提供了依据，无论是基于人道主义还是其他因素，这种干预取决于外部力量对于他国内部事务的判断。 [19] 在近代欧洲历史上，英国的“光荣革命”是符合瓦特尔的内战定义的重要例证。瓦特尔写道：“在1688年，英国人民抱怨詹姆斯二世，而这种抱怨是正当的”，然后英国人民向荷兰寻求帮助，继位之前的奥兰治亲王威廉给予了适当的帮助。因为反抗是正义的，所以英国人民和詹姆斯二世的君主统治成了“截然不同的力量”，威廉三世的干预因此是合法的：“无论何时，如果问题严重到发生一场内战的程度，那么外部力量就可以进行干预，选择认为正义的一方予以帮助。” [20] 在1758年，这还是一个惊天动地的观点；其真正意义是在瓦特尔死后的革命中，才完全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