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革命时代的内战（第6/13页）

至于革命的说法，对近代历史学家已经没有那么有吸引力了，他们开始考虑将美国革命视为一场内战。当大批英国士兵登陆北美，之后的作战具有全面战争的特点，战斗中有将领、号角和规则（正如罗马人可能注意到的那样）。这场战争特别令人揪心的地方，则在于作战双方是有亲缘关系的人，而不是毫无关系的外国人。不少地方性的冲突发生在严重分化的殖民地之间，比如纽约和南卡罗来纳州。这些冲突也分裂了家族和更广大的民众——支持殖民地反抗英国的人，被称为爱国者，而支持英国王室的是效忠者。虽然效忠者的种族和其他的政治观点可能多种多样，但至少都保留了对王室的忠诚。他们包括了英国的殖民地定居者，美国印第安人，比如切罗基人和莫霍克人，还有大约2万奴隶，他们在战争中跨越英方界限而脱离了奴隶主，成为自由人。最准确的估计是，效忠者中的白种人大约占人口总数的20%，即在1783年战争结束时，大约有50万殖民地人保持对英国国王的效忠。其中大约有6万人，以及1.5万名奴隶，离开美国流散到了世界各地，比如加拿大、佛罗里达州的东部和西部地区、巴哈马群岛、塞拉利昂、英属印度和澳大利亚。事实上，就比例而言，英属北美参加战争的人数和美国南北战争中的作战人数差不多。[27] 一位研究大西洋世界的美国革命史的权威历史学家总结道：“那么这就既是一场内战，也是一场革命。”[28]

在18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英帝国危机中，内战并不是第一个被使用的罗马术语。一开始，另一个名词也被考虑到了：同盟者战争。但是这个词牵扯到与宗主国的关系以及同盟者被视为完整公民的权利。例如，在1766年，一位驻伦敦的马萨诸塞湾殖民地代理人威廉·博兰（William Bollan，死于1776年），控诉英国的牧师们“似乎很享受鲜血……对发动一场社会战争颇有兴致。因此在侥幸逃脱了敌人的利剑之后，我们要用自己的剑来毁灭我们自己”。博兰的指控中其实带着来自罗马历史的警告，“罗马在鼎盛繁华时期，被同盟者战争带到了废墟的边缘。这是由于它拒绝与同盟者讨论罗马公民权而导致的”。如果大不列颠也同样地拒绝把完整的公民权利赋予帝国内的“同盟者”，是否会遭到相同的命运？[29]10年之后，一位持反对意见的英国牧师和宣传册创作者理查德·普莱斯（Richard Price，1723—1791），在这场英国大西洋地区的政治争论中，写了一篇被广泛传播和重印的评论文章，他同样回顾了罗马同盟者与后来发生的战争的联系，他们对平等权利的诉求、罗马的断然拒绝和后来的灾难。“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战争爆发了，其结局是罗马共和国的覆灭。”他也想知道，如果英国也拒绝赋予帝国内的“同盟者”平等权利，是否也会遭受同样的灾难？[30]

将这场跨大西洋冲突视为同盟者战争，最著名的分析来自那部具有革命性争议的大作：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斯密并非普莱斯和博兰这样的危言耸听之人，但是他确实引用了罗马在同盟者战争中的过迟反应，来作为对当时问题的一个可行解决方案：

当罗马共和国日趋衰微的时候，负有防御国家扩大帝国重任的罗马同盟国，都要求享有与罗马市民所享的同样特权。在共和国拒绝它们的要求时，内战就爆发了。在这样的战争中，罗马将此种特权，一个一个地给予大部分同盟国，而且按它们的独立程度给予……假若对要脱离联盟的各殖民地，英国都许其按所纳国税的比例选举代表，而且由于纳税而允其自由贸易……那么各殖民地领导人物，就有了一种夺取重要地位的新方法，以及一个新的更迷人的野心对象了。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