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非内部的内战

17世纪

欧洲和美洲的教育机构将罗马人对内战的描述流传下来，成了经典传统的核心，他们用词汇和故事来教育后代，并以此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即使不是每次都能奏效。1642年英国第一次内战刚开始的时候，托马斯·霍布斯曾说：“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著名事迹和格言，不是因为理性而受到赞扬，而是因为他们的伟大，以及被人们所谴责的那些狼性元素；还有在历史的洪流中，人们对过去几个世纪里各种人物的记忆及他们的公共行为的记忆。”[1]1629年，霍布斯通过翻译修昔底德的作品开始了他的出版生涯；1670年——此时离他去世的1679年很近了，他创作了一部英格兰内战史作品，一定程度上是按照罗马人的模型进行创作的。尽管他对学习古典文化的政治影响深表怀疑，比如他认为希腊和罗马的共和思想是英格兰困境的根源之一——霍布斯就像他同时代的人一样，深受罗马内战炮火的影响。

内战的炮火不会也不能被遗忘。罗马的作家，从西塞罗和恺撒到卢坎和奥古斯丁，只要他们继续出现在书本里，就会继续被阅读和模仿。在15世纪和16世纪我们称之为文艺复兴的时期，古典学复兴，学生们，尤其是男孩，从拉丁语课本中学习诗歌和修辞学。在学习历史和哲学之余，他们还阅读恺撒、撒路斯提乌斯、塔西佗和西塞罗的著作。虽然同样的文本不会连续地使用，但4世纪的奥古斯丁在北非学习过的许多作品，1 000年后仍被世人熟知，在斯特拉特福德河畔文法学校学习的年轻的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对这些作品同样熟悉。[2]研究内战的罗马作家的声誉与欧洲内部冲突是否盛行密切相关。1450—1700年，这些历史学家的著作印刷量大大超过了他们的希腊前辈，以至于在古典历史学的十大畅销书中有5部是内战史的作品。撒路斯提乌斯的两部历史著作是最经常被重印的文本，其次是恺撒、塔西佗和弗罗鲁斯的作品。[3]

虽然现在他已经被遗忘了，但弗罗鲁斯曾是中学和大学课程的中流砥柱，塑造了几代年轻学者对罗马历史的看法，而有些人注定要对罗马历史进行批判。[4]在童年时期，霍布斯应该就读过弗罗鲁斯的著作《罗马史纲要》，他在1608年以及17世纪30年代，分别为年轻贵族威廉·卡文迪许二世和威廉·卡文迪许三世授课，当时就是将此书作为教科书；值得注意的是，他将自己创作的关于英格兰17世纪中叶动乱史的著作《比希莫斯》（Behemoth），称为英国内战的“缩影”。[5]1622年，牛津大学创设第一个历史教授的职位时，主要任务是讲授弗罗鲁斯。（该职位的第一个教授德高里·惠尔可能对此过分热心了，经过了8年并做了154次讲座后，作为历史学家，他依然没有出版他的第一本书。）[6]1636年，根据牛津的新规定，所有的本科生每周都要参加两次关于弗罗鲁斯的讲座；17世纪50年代，约翰·洛克在牛津大学学的课程也是与弗罗鲁斯有关。[7]弗罗鲁斯著作的版本几乎一直在不断更新，直到18世纪末才开始减慢，与他相伴的是另一位公元4世纪的历史学家尤特罗庇乌斯（Eutropius），在18世纪30年代，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苏格兰的学校学习时，就曾研究过他的史学著作。[8]

在欧洲之外，人们如何认知冲突也受到了罗马内战历史的影响。例如，有大量证据表明，在西班牙被征服后，一系列带有明显罗马色彩的内战在美洲上演。在16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秘鲁出现了两位征服者，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和迪亚哥·德·阿尔玛格罗（Diego de Almagro），曾经的朋友变成死敌之后，他们为了争夺战利品而开战，诱捕对方的亲人和追随者。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西班牙历史学家冈萨洛·费尔南德斯·德·奥维耶多（Gonzalo Fernández de Oviedo）、阿古斯廷·德·萨拉特（Agustín de Zárate）和佩德罗·西扎·德莱昂（Pedro Cieza de León）在叙述皮萨罗和阿尔玛格罗的斗争、他们的西班牙军队和土著盟友时，所采用的很多术语都来自撒路斯提乌斯、普鲁塔克、李维和卢坎。受卢坎的影响，奥维耶多形容“这场战争比内战更糟糕，像地狱般恐怖”，德莱昂则强烈地指出：“最令人害怕的、最残酷的战争是内战。”[9]几十年后，在17世纪早期，当地历史学家印加·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Inca Garcilaso de la Vega）在他创作的秘鲁历史的第二卷中同样讲述了“皮萨罗和阿尔玛格罗之间发生的内战”。[10]虽然欧洲人通常不会使用内战这个词来描述美洲土著民族的争端，但是他们显然将内战输出到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内战已经成为他们文明的标志。无论如何，文明意味着有能力——同时也是宿命般地容易发生——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