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的权力（第4/6页）

皇帝拥有超现实的，不受任何干预和制约的权力，它是绝对的、无限的、无所不能的和无所不包的，可以控制整个帝国的一切财产和生命。但是皇权的实施和维护不可能靠皇帝一个人来完成，它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这个官僚体系是很大的，西汉时大约有13万余人，东汉时大约15.2万人，清道光时期，全国文官数字（县令以上）是11316人。这一庞大的数字我们通常把他们和皇帝联系在一起，统称统治阶级。但是，他们与皇帝却是两个性质不同的社会群体，他们只是皇权的附庸，产生于皇权，依附于皇权，因此我们说中国的官僚制度是建立在“主卖官爵、臣卖智力”330的人身依附和雇佣的基础之上的，他们根据与皇权的远近及衍生秩序构成一个支配和服从、主导和依附的等级链条。

因此，在君臣关系上，古代中国历来强调“君命无二”331，“事君不贰是谓臣”332，在君命与生命发生矛盾的情况下，要求臣“死君命”。所以说中国的官吏，并不是“公职人员”而是“事君之臣”333。到清时则更为严重，直接以奴才自称，并且只有满族官员才有资格这样自称，汉族官员还不配。

虽然一切官僚权力都是由皇权衍生的，依附于皇权的，但是中国历史上总有特殊情况，当皇帝能力偏弱时，个别官僚权力就会膨胀，异化为超越于皇权的权力。

如汉朝霍光。霍光是西汉著名将领霍去病的同父异母弟，是汉武帝时期的重要谋臣。公元前87年春，汉武帝病死，死前立刘弗陵为太子，霍光正式接受汉武帝遗诏，被封为大司马大将军，成为8岁的汉昭帝刘弗陵的辅命大臣，于是“政事一决于光”334。另两位辅命大臣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不服，与燕王刘旦密谋政变，被霍光粉碎。此后，霍光权倾朝野，其儿子、女婿、弟弟纷纷担任要职。公元前74年，昭帝病逝，年仅21岁，因为他没有儿子，需从汉武帝其他子孙里挑选。斟酌之后，霍光等决定拥立武帝的孙子昌邑王刘贺即位。之后以太后的名义派车迎接他入京登基。纨绔子弟刘贺喜出望外，在进京途中就开始胡作非为，这让霍光等众大臣都感到问题很严重。于是在刘贺即位的第二十七天，霍光将所有在朝大臣、列侯、博士等召集到未央宫，举行会议，当众历数了刘贺在位二十七天里干的1127件荒唐事，奏明当时主持汉室的15岁的上官太后（霍光的外孙女），即日，废掉刘贺（史称汉废帝），并将其所属官吏统统收捕，随后又将刘贺发送回昌邑。“国不可一日无君”，还得从汉武帝的子孙里挑一个，于是又将长期生活于民间的刘病已335挑了出来，这就是汉宣帝。宣帝即位后，霍光继续执掌朝政，并得到宣帝的很多赏赐。

再如明朝张居正。1564年，40岁的张居正被首辅徐阶推荐为裕王朱载垕的侍讲侍读。在裕邸期间，“王甚货之，邸中中宫亦无不善居正者”336。1566年，嘉靖帝朱厚熜崩，裕王朱载垕继承皇位，是为明穆宗。1568年，朱翊钧被立为太子，张居正为太子太傅，从此，“凤毛丛劲节，直上尽头竿”337。沉湎酒色，纵欲过度的明穆宗在位六年，36岁就死了，10岁的明神宗朱翊钧即位，48岁的张居正借助冯保的力量赶走了高拱，把持一切军政大权十年。由于朱翊钧年幼，帝师张居正对其严加管教，对皇权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尤其在皇室的奢侈性花费上，锱铢必较，寸步不让。万历七年，神宗向户部索求“十万金”，以备光禄寺御膳之用，张居正不同意，说，“目前支持已觉费力，脱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场意外之变，何以给之？”338为了“节用爱民”，他还要求神宗节省“一切无益之费”，最后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花灯费也都被废除了，更过分的是还将万历安排在晚上的课程也改到了白天，说是为了“节省灯烛”。专权自负的张居正不仅左右朝政，而且左右皇权，导致淳朴善良而又“教帝颇严”的慈圣皇太后在教育年幼的明神宗时，就经常拿张居正来吓唬他。张居正的改革之所以能推行下去，跟他的专权有着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