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的权力（第3/6页）

周朝是靠礼建国的，但是到春秋后期，随着王权衰落，就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伴随着一些贵族势力的不断增长，他们不但僭用诸侯之礼，甚至僭用天子之礼。鲁国的卿家贵族季孙氏，三桓之首，就曾“八佾舞于庭”319，所以孔子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320

春秋战国的混乱局面与周王朝软弱的“封建”体制让各派思想家们在国家管理的根本问题上达成了空前的一致，那就是大一统。《管子·兵法》中强调“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理也。”墨家则从国家存亡的角度强调大一统的重要性，墨子说，“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也。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321而儒家思想则更直白的强调，“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322提倡性恶论的荀子更是认为，“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则乱。自古至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323法家的代表韩非子说得更明白：“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324甚至以“无为而治”著称的道家也强调“大一统”，庄子说，“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325

长期的分裂终于迎来国家的统一，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创立了在中国历史上存续了两千多年的皇帝制度。废除封建制，在中央设三公九卿等政府机构，在地方则实行郡县制，完成了由中国古代封建贵族统治到“大一统”的君主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转变。

大一统的国家存在形式需要高度的中央集权去完成，而这一中央集权在秦朝就完成了他的雏形：在行政方面，“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326，要求绝对统帅和指挥自中央到地方各级行政系统以及所有官吏，要求各系统各部门完全根据他的意志和指令办事；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方面，皇帝的指示优于一切现行的法典法令，遇有抵触，一律以皇帝指示为准；在财政方面，皇帝认为，全国的人口、土地都是自己的私有物，掌有对国家财政收支的全部支配决定之权；在军事方面，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通过权力分割等方式完成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和最高指挥权。秦朝政治体制的设立，奠定了中国后世中央集权制度的基础。

历代王朝，除了在意识形态上不断把皇权神圣化外，还不断实现政治体制的改革，为避免分权或“僭取”做出种种努力。

汉高祖刘邦在夺取政权后，大肆屠杀异姓王，如燕王臧荼、楚王韩信、燕王卢绾、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长沙王吴芮等等，通过对异性王的打击，巩固刘姓政权。

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后，“杯酒释兵权”，罢了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等禁军职务；实行“更戍法”，让将士经常“易置”和“调换”，以达到“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知将，将不知兵”327的目的；设枢密院为最高军事机构，凡军机大事，直接对皇帝负责；设转运使负责各地税收，使节度使和地方官吏无权过问地方财政。

明朝“胡惟庸案”之后，朱元璋正式昭告群臣和天下：废丞相，革中书省，权分六部，而六部直接隶属于皇帝。并严格规定嗣君不得再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说立者，处以重刑。因此，胡惟庸成为中国最后一任丞相。

靠朋党起家的雍正帝，深知朋党对皇权的威胁，为强化皇权，于雍正七年（1729年）设军机处。本为办理军机事务而设，其后职权愈来愈大，到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干脆废止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内阁变成只办理例行事务的机构，一切机密大政均归于军机处办理。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真正成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虽然它行使了国家最高权力，但是军机大臣、军机章京都是兼职，既无品级，也无俸禄，军机大臣人选都是由皇帝特选，并无制度上的规定可供遵循，完全出于皇帝的自由意志，这就使得军机处完全置于皇帝的直接掌握之下，因此，人们也说军机处只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处”，“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因为“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变化之势”328的只能是皇帝，所以乾隆说，“一切庆赏刑威皆自朕出，即臣工有所建白而采而用之，仍在于朕，即朕恩泽也”。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