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作用（第5/5页）

《新学伪经考》在广州出版后，因其雷人的观点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震动，各省纷纷翻印。1894年夏历七月，有人弹劾康有为“非圣无法，同少正卯，圣世不容，请焚《新学伪经考》，而禁粤士从学”305。8月，朝廷发出上谕，命两广总督李翰章查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是否离经叛道，李翰章派知县李滋然办理这件事。

对梁启超十分欣赏的李滋然写了一份措辞极为巧妙，用意可进可退的审查报告：“此书大旨以尊崇孔子，攻诘刘歆增窜六经为主，自命为两千年来未有之卓识。全书援据之博，雠校之精，深思锐入，洵可称艰苦卓绝。但自信过深，偏见遂执，有不合己意者，则妄加窜改。有不便窜改者，反诬为古人窜入。深文剖击，不遗余力，岂足为定论乎？……其立论虽主底汉儒，其大旨犹为尊孔子。若律以离经叛道，则全书并无实证。”306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否是两部纯学术著作呢？显然不是。梁启超自己也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中这样说，“乃至谓《史记》、《楚辞》经刘歆羼入者数十条，出土之钟鼎彝器，皆刘歆私铸埋藏以欺后世，此实为事理之万不可通者，而有为必力持之。实则其主张之要点，并不必借重于此等枝词强辩而始成立，而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307

“万不可通者”，为什么康有为“必力持之”？写作过程中为什么“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只有一条理由，那就是康有为本身并没有把这本书当作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来写，它只是一个读书人参与政治的方式，借学术而致政治。通过证明孔子亲自作“六经”都是为了“托古改制”，从而表明自己维新只是继承孔子衣钵，而不是离经叛道的造反者。另外，通过狐假虎威，也在政治上打击了“恪守祖训”，不愿变法的顽固派。

孔子为什么要“托古改制”呢？康有为说孔子以“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308，然而比较一下康有为自身所为，则不能不被人认为是“夫子自道”。

无论如何，康有为的这两本书，除有抄袭之争议外，还有许多学术之外的道道的，也难怪翁同龢在看了《孔子改制考》后，说康有为“居心叵测”309。

整个一节，我们都在说孔子，然而孔子代表的却不仅仅是孔子，而是整个死人群体。中华民族是一个敬老崇古的民族，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总是拿死人来打压活人，而被打击者要反抗，也总是拿死人的话去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好像只有从“古人云”那里才能找到行为的依据和底气。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方式，亚瑟·亨·史密斯称之为“因循守旧”，这种思维方式是普遍存在的，是中国人特有的性格特征之一。

司马光说：“祖宗之法不能变。”310

保守派说：“孔子之制在三纲五常，而亦尧舜以来相传之治道也。”

祖宗是什么？工具而已。正如吴淞铁路征地时的“风水”，仅仅是“乡民妇女”争取更多赔偿费的借口，钱到位了，也就“欣然从事”了。对于政治家而言，更是如此了。

用死人的做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只有狐假虎威之嫌，而无任何实质上的逻辑关系，然而这已经成为中国人证明自己、维护自身权益的一种方式，只是他们忘记了，这种论证方式仅仅是“看起来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