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其人（第2/5页）

1890年，33岁的秀才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的墙壁上贴出了广告，准备招学生，开馆讲学。但是招生广告贴出半个月，也没有一个学生光顾。然而不久，转机出现了。有一天，广州五大书院之一的学海堂先生石星巢因事外出，仓促之间，没有替手，忽然想到康有为，便请他暂代一课。讲堂之上，“学贯中西”的康有为口若悬河，旁征博引，独出新解。一席既终，学生们“无不骇愕”。每天为科举而忙碌那几本教科书的学生们根本没听过这些东西。就这样引来了大弟子陈千秋，陈千秋又拽来了最著名的弟子梁启超。但是梁启超一开始根本看不上康有为，虽然康有为比梁启超大15岁，但此时18岁的梁启超已经考上了举人，而康有为的学历呢？只是个监生264。然而，初次见面，“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康有为就把自以为已经精通上下五千年“旧学”的梁启超打蒙了，感觉“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自是决然舍去旧学，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265举人拜监生为师，其示范效应可想而知。一日之间，康有为声誉鹊起，优秀学子，摩肩接踵，联翩而来，康有为开始了他轰轰烈烈的教书生涯。一年后讲堂搬到邝氏祠，又过半年，驻定文昌后殿，始称“万木草堂”。

康有为像

秀才也没考上的中年康有为，在吸引喜新求异的十八九岁青年学生方面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他讲学的宗旨是“以孔学、佛学，宋明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所以学生夸他“上下三千年，纵横九万里，康先生尽之矣！”266在这里，他经常向学生们讲解时事，介绍中外政治制度的利弊，一起讨论拯救中国的方法，其教学手段与教学内容都是当时社会中较为少有的，梁启超常用“大海潮音”、“狮子吼”来形容康有为的讲课效果。他回忆说，每当康有为“语及国事杌陧，民生憔悴，外侮凭陵，辄慷慨欷歔，或至流涕”，激动时“联臂高歌，声震林木”。在康有为的引导下，万木草堂的学生“懔然于匹夫之责而不敢自放弃、自暇逸”267。就这样，一个学术团体悄然转变为一个具有明确目标的政治团体，在这里，他成就了一支具有近代西学思想的维新变法队伍。

在广东的这段时间内，康有为结识了今文经学家廖平，从廖平的《知圣篇》、《辟列篇》等文中受到启迪，相继写出了《新学伪经考》及《孔子改制考》268，这两部书都是在尊孔名义下写成的。前一部书把人们历来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满怀进取精神，提倡民主思想、平等观念的人（细节问题我们后面会谈到）。

知识只有和权力相结合，才能发挥它改造世界的功用。一腔热血的康有为要想使自己的理想作用于现实社会，必须要拥有权力。而在那个时代，想拥有权力，对于他来讲，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行。

1894年，刚考上举人的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师生二人结伴北上，一起来到京城参加进士考试，但两个人都没考中。

1895年，师生二人再次结伴北上，来到京城，会试结束，等待发榜。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纷纷上书声讨李鸿章的卖国行为。深感“士气可贵”，4月22日，康有为、梁启超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上清帝第二书》）然而这次上书仍未能上达光绪。269

经过多次折腾，康有为名气大增，许多官员都知道了这个反动的“狂生”。令康有为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895年这次会试的主考官就记住了康有为的名字，他就是“守旧，恶西学如仇”的大学士徐桐270。徐桐在考前就说，无论如何都要把康有为挡住。他跟副考官们通气：凡是广东考生中文章特别“出色的”，肯定是那个康有为写的，见到此卷一定要拿下去。结果，考官们真看到了这样一份“出色的”试卷，经过对文章立意、观点和风格的分析，认定无疑是康有为所作，于是立即“弃置一边”。由于文章写得实在是才华横溢，一位副考官还在这份试卷的卷末写了两句俏皮话：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惜哉惜哉！然而谁知道这份被认定是康有为的试卷，竟是梁启超的。康有为在这次考试中，一反常态，突然间规矩了，老老实实地写了，没被考官们查出来。发榜的时间到了，竟然是第五名。事前的幕后操作没操作成，成绩公布了就没办法了，必须按规矩给进士授官。据说，徐桐当时“既怒且惭，归语门者，康如来谒，拒不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