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其人（第4/5页）

1898年6月11日，光绪发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实行新政，“变法自强”，戊戌变法开始。6月16日，光绪皇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赏六品衔，任“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就是没有编制的总理衙门主管大臣的秘书），同时给他以专折奏事的权力。半月后，梁启超以举人身份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授以办理译书局的事务。

9月5日，光绪给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四人各加四品卿衔，参与新政，代皇上草拟所有有关新政的诏书，因为当时的四大章京颇有实权，所以按梁启超的说法是“名为章京，实为宰相”。

6月11日以后，“很开明”“也很上进”的光绪帝不断发出“行新政”的诏书，甚至“一日数令，倾泻而下”。然而法不是随便就可以变的，法变则人变，法变则权力变，法变则利益变。把别人的利益变没了，把别人的权力变没了，兔子急了也是要咬人的，原来没咬你，主要是还没到那个份上。大量的急风暴雨式的变法惹急了大量的“顽固派”。

也就在光绪把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四人提拔为总理衙门章京的当天，慈禧就和荣禄商量要废掉光绪皇帝。9月14日，光绪在变法期间第十二次去颐和园请安，请示开懋勤殿议新政，被慈禧太后严厉驳回，这是变法启动以来没有过的情况，光绪感觉不妙，回宫以后，就写了一道密谕交给杨锐，其内容是：“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谏，太后更怒，令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期望之至。特谕。”这就是后来传说中的“衣带诏”276。

杨锐接密诏以后，约林旭商筹，让谭嗣同出面冒一个险。9月18日深夜，谭嗣同到法华寺面见袁世凯，拿出光绪皇帝的密谕，要求袁世凯迅速举兵，先杀荣禄，然后包围慈禧居住的颐和园，并许诺说事成以后立即升袁世凯为直隶总督。

后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同时逮捕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等六人277。本打算审审，但刑部尚书赵舒翘上奏说：“此等乱臣贼子，杀无赦，何必问供。”于是9月28日，六人被斩于北京菜市口。张之洞“活动”了两天也没“活动”出一个来。

满怀报国之志的康有为后台不够硬，当然，他既没有学谭嗣同“以血唤醒国人变革的希望”，也没有学林旭“为报光绪帝知遇之恩，不顾安危，向慈禧太后力谏，保存光绪”，而是跟他的学生梁启超逃往了日本。

由于“光绪帝尚在”，所以康有为从此一心“保皇”。1898年12月23日，他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宗旨。一面抨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一面颂扬光绪皇帝。这当然引起清政府不满，多次向日本政府交涉，不许康有为在日本居留。

1899年4月3日，康有为离开日本赴加拿大，到处演讲，强调“惟我皇上圣明，乃能救中国”，希望华侨“齐心发愤”，“洒血以救圣主”。

1899年7月20日，他与李福基等创设了“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简称保皇会。这既是一个政治组织，又是一个经济组织，所以又称“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先以会员捐款为经费，做宣传、通讯、办报之用，后来以集资办实业为主。为激励华人参加和捐献，康有为不断派出弟子分赴南北美洲、澳洲等有华侨居住的200多个城市做宣传，“功高者莫如救驾，酬劳之厚尤出非常，此千古罕有之遇也，苟救得皇上复位，公司中帝党诸臣，必将出力捐献之人，奏请照军工例破格优奖，皇上必垂谕允。凡救驾有功者，布衣可至将相，古来常见，愿共发愤，立致显贵，不拘出身，无失机会。”278拳拳爱国之心加上对“利润”的美好预期，保皇会迅速发展，总共建立保皇总会11个，支会103个，会员发展至百余万人，招股数百万。以现在眼光看来，不知算不算非法集资？